往日时光 各路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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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上海老校园（廿六）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理工复大学复兴路校区起源于1907年6月3日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学堂增设工科，校名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两国于1920年开始在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的校址联合办学，校名为“中法国立工学院”。1946年，中法联合办校的校舍和设备被接收，成立“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

        解放后，学校几经易名和发展，先后经历“华东工业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上海第一机器制造工业学校”“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上海动力机械专科学校”“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等阶段。1983年，改名为“上海机械专科学校”，1996年，更名为“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1996年5月，与华东工业大学（原上海机械学院）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成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今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6月14日恰逢星期六，在长宁、徐汇区的几个经典老建筑看了一整天，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在第二天星期天，再次来到这里，又看了些还在开放的老房子、上海市的保护建筑。回家途中路经上海理工大学复兴校区，正好碰上学校的开放日，运气不错，总算有机会走进了这所已又百年历史的老校园了。

位于校园最南端的第三宿舍，建于1914年，抗战时期曾一度为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所占用，接收后一直为学生宿舍。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男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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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这样年龄和资历的人来写荒煤同志实在是有点儿远，但我跟他之间因为有我爷爷夏衍这层特殊的关系，又使他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两位老人家相继去世十几年了，依然常有人在我耳边提起。在荒煤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不想写一篇应景的颂文，还是遵循一贯的原则写出我眼中见过的“荒煤”，以此表达对他真挚的怀念。


我对荒煤同志的印象不是完全统一的，这如同是被爷爷“四合院”的围墙和大门分隔开了。在我家院子里出现的“荒煤”与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楼里听说的“荒煤”并不一致，这可能跟我在两个空间身份的转换有关。我知道“荒煤”的名字是在我爷爷复出后的1978年前后，那一段时间他为老朋友们的平反问题积极奔走探路，这其中就包括瞿白音、陈荒煤等。

8年的牢狱之灾使爷爷“损目折肢”，白内障用眼困难，写信时常常需要家人代笔，而与远在重庆的荒煤通信频繁，有时用的称谓是“梅兄”，那时候我不过十岁上下，既没见过荒煤本人，也没读过他的作品，只是隐约感觉这个人可能与梅花有关系。不久以后的某一天，果然有一位叫“陈荒煤”的老头儿从外地来，举着两枝腊梅走进了我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他的到来让我爷爷高兴，这两枝北方罕见的腊梅也让大家惊喜。腊梅的清雅代表着我爷爷一生欣赏的文人气，由此可以看出荒煤对他细腻的理解和柔情。

我爷爷说过，他的朋友是“三教九流”，伴随着“文艺的春天”，枯木逢春的老友们又使他的周围热闹了起来，荒煤同志当然也活跃在这中间。“文革”以后我们搬过两次家，院子越换越大，人气也越换越旺：我爷爷和冰心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姐弟”，又同为猫友，再加上巴金的生日也在金秋，所以每年的这个季节京沪两地互为拜寿，蛋糕、鲜花不断，好不热闹；一场“浩劫”使“四条汉子”剩了三条，情谊厚重。

晚年周扬缠绵于病榻，我爷爷去北京医院看望时，两人对视，周扬情绪激动，双目流泪。“二流堂”的聚会更多，但重阳节我爷爷阴历的生日那天是固定相聚的日子。“一流人物二流堂”，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我爷爷喜欢他们，他们一来，嘻笑怒骂，我们的院子立刻喧哗起来。

钱锺书、杨绛夫妇是单独上门的，从不呼朋引类，进了我爷爷的房间，夫妇俩便开始争先恐后讲话，气氛很热烈。我爷爷尊重钱杨，他说过：“别人捧钱锺书，我却偏要捧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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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2-3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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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这样年龄和资历的人来写荒煤同志实在是有点儿远，但我跟他之间因为有我爷爷夏衍这层特殊的关系， ...

电影界的人更是常来常往，其中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只要他们中来上一位，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个角落。而荒煤的风格是独树一帜的，他跟谁都不一样。我们家他经常来，不分节假，电话预约有空就来。他来时基本都是一个人，一般会是下午或临近傍晚到，坐的时间不会太长，离开则多半是到我爷爷要小憩吸氧的时候了，一般来说那是在晚饭前一小时。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荒煤的身影常会和夕阳黄昏重叠在一起。他来时神情都很严肃，若有所思。李子云曾经形象地说他“脸上像挂了一层霜”，每次总像是与我爷爷有事儿要说，可是房间里又没什么说话的声音传出来。

荒煤同志的听力不太好，声调又低缓。在这种几近凝固的氛围中，我爷爷的情绪也愈发沉静了，话少，语气也简单，两人多数时候是在缄默中对坐。有人分析说，这是他们的一种真情互动，我想说是习惯性的默契更准确。

虽然是专业对口，但我能到《当代电影》杂志上班，直接是得益于陈荒煤和田聪明两位。然而，这大树底下的荫凉却让我尝够了“树大招风”滋味，我人还没到，风言风语就在单位里传开了。
为此，荒煤同志在有一次离开我家前，特地避开我爷爷的视线，把我叫到大门外谈了话，他的警告与后来李子云写给我的信，宗旨是一致的：要夹起尾巴来做人！这让刚大学毕业的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武装到牙齿的坚强。1992年，搞过一个纪念荒煤同志文艺生涯60年的活动，那时我是刚工作的小巴拉子，这类盛事轮不上我。活动的前一天，我姑姑听说我不去，立即质问：“荒煤帮过你，你怎么可以没有表示？！”当时我逆反的情绪很大，这层光环已经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言一行都被有色眼镜放大、变形，我正刻意地敬而远之，不愿意走近。

我姑姑瞅了一眼倔犟的我，沉着脸“告状”去了。我任性地跑出去玩儿了一天，晚上10点多回家，爷爷已经睡下。姑姑让我赶紧去接李子云的电话，李子云教训了我一顿：“你这么晚才回来，我都吃下安眠药准备睡啦！爷爷要我告诉你，明天荒煤的活动你必须去。”我刚一张嘴声辩“我没有请柬”，她不由分说地打断：“爷爷说了，让你拿他的请柬去，代表他去！要听话，不许胡来！”

第二天，我只得乖乖地跟着姑姑、李子云和林缦坐上爷爷的车子，替他到政协礼堂为荒煤同志庆生。“从书生到作家，从小说家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荒煤同志在文艺界辛勤工作了六十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年逾古稀，仍笔耕不已，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夏衍一九九二年、十、三〇”（下图）。

这份印有爷爷题字的请柬，我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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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2-3 11:46
电影界的人更是常来常往，其中以汪洋和谢晋的大嗓门最突出，只要他们中来上一位，声音就充斥了客厅的每 ...

“政声人去后”。我对荒煤同志的认识始终是间接的，而且多半是在他去世以后。在我办公的那座资料馆的楼里，随着新老交替节奏的加快，这里见过及知道“陈荒煤”的人已经不多了。这家两块牌子一个单位的机构是荒煤同志一手促成的“捆绑式婚姻”，过程中“脚和鞋”的种种磨合，只有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得到个中滋味。但凡是跟荒煤同志接触过的人，尤其是与他开过会、写过书、共过事的研究人员们，对荒煤有着众口一词的称赞，大家共同感慨：他是一位懂文艺、懂电影，可以与之做推心置腹交流的好领导，这样待人平等、作风质朴的文化官员现在不多见了。

李子云写了一篇《书生荒煤》，貌似是她说过，在荒煤冷若冰霜的表情后面包裹着一颗滚烫的心灵。而我爷爷则是热情和理性相互交织着，老而弥坚。荒煤爱开会、爱发言，我爷爷曾托李子云给他带话：“不要逢会必到，逢言必发。”我问李子云：荒煤做何反应？她说，他只是笑笑。这是他们之间的“和而不同”。

1964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下达后，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文革”中扣在我爷爷头上的大帽子，诸如“四条汉子”、“30年代的文艺黑线”、“电影界的祖师爷”等，顶顶都大得能压死人。

他在1965年1月19日“文化部整风”的“检查”中对上述几条“罪状”逐一作出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和批评。但对于张春桥“夏陈路线”的提法，我爷爷既不看重也不认同，他认为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夏陈路线’，这是批判我的不实之词，我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文艺政策”。这话他跟我私下说过不止一次，而且对李子云也讲过，所以，后来我在做《夏衍年表》的时候，秉承他老人家的意思未将此条列入。

而荒煤在1965年1月22日的“检查”中则对与“夏”的“老头子”关系作出了很长一段的解释：“对夏衍，总认为他是我的老领导。到了电影方面来之后，本来与阑西的关系搞得不好；后来夏衍管电影，就合作很好。对他，在业务上我是很佩服的，也对旁人讲，他能改分镜头剧本，我就不行。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很信任的，完全放手，所以少有分歧。夏衍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我总是深信不疑。所以，刚提出批评三十年代的问题，批评老头子的问题……思想上有抵触。现在，我认识到，我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思想，和左翼的所谓老关系，老朋友，老上司，有庸俗的关系，在文艺思想上又是气味相投，要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能不捧老头子。”

在这类非常时期的“另类”文字中，有言不由衷的违心之言，也有心照不宣的权宜之计，总之，只有经历那段峥嵘岁月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风雨同舟”的艰难和珍贵。因此，对于深受“夏陈路线”冲击的荒煤，我爷爷也会安慰地说上一句：“最近放的那些片子，都是‘夏陈路线’的产物嘛。”


夏衍文革中被批斗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荒煤的难过不逊于我们亲人，他悲伤到不愿与人交谈。一年以后，他也走了。在天堂里，他们或许依然在默默地对坐着，荒煤晓得我爷爷喜爱什么样的小礼物，而我爷爷也惦记着荒煤最爱吃的是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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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在同里自治学社
2019/11/24 0:06:10    作者:  赵承祖

  爱国诗人柳亚子，青年时代先后在上海爱国学社和同里自治学社接受过近代新式教育，其中自1904年至1905年在同里自治学社读书二年。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初，柳亚子由金松岑、陈去病介绍加入革命文化教育团体“中国教育会”，同时加入“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不久，与同邑陶亚魂、蔡冶民、任传薪一起以“中国教育会”会员资格，作为附课生同入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始识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并与章、邹结成深深的师友情谊。在此期间，柳亚子和陶亚魂等人筹款印刷出版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同年六月，《革命军》被清廷查禁。作为“中国教育会”的机关报《苏报》亦被清廷以“痛恨政府，居心叵测，谋为不轨”的罪名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爱国学社瓦解，柳亚子被迫辍学回吴江黎里。
  爱国学社解体后，部分师生转入吴江同里自治学社。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时年18岁的柳亚子去同里镇金松岑先生创办的同川学堂，入自治学社读书。学社的学生称社员，师生一律平等，对教师不称老师，而是直呼其号，这是继承爱国学社的传统。自治学社的教员部分是本地人，如薛凤昌（蛰龙）教理化。他精通英文、日文，曾译有《波兰哀亡史》出版，还与金松岑合译《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乃国内最早宣传孙中山革命的册子；顾永暹（柏生）教数学；金松岑自己教国文兼音乐。部分外地教员中，教英文的是以后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顾浩然；教法文的是浙江平湖吴复斋，人称“吴泰伯第二”，当时教法文的人极少，开设法文课的更少；教体育的是来自爱国学社的林懿均（立三），后任省视学。所以柳亚子在后来写的《五十七年》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此时的同里，正是东南人才荟萃之区，风虎云龙，一时会合”。这当然还包括自治学社学员中一大批有志青年。

  这一年，柳亚子更加醉心于革命。他在学业之余，笔耕不辍，在《江苏》第9、10期合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等文章，大胆赞颂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功绩。同年10月，柳亚子借慈禧生日机会，作诗二首：“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署尽奴风”。痛斥西太后的封建专制统治，表现了惊人的革命勇气。他还在《题夏内史集》的诗五首中以青年抗清英雄、爱国诗人夏完淳自期自许：“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头颅如许负英雄。”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柳亚子继续在同里自治学社读书。他广为结交社友中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沈祥芝（中路）和沈颂墀（丹忱）叔侄两人，他们是满清咸、同朝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后代。祥芝为人豪爽，当时端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捕杀党人，正有炙手可热的气焰，大家很恨他，但又奈何他不得。其时祥芝正好生了个儿子，便取名“端方”，于是，在大庭广众中，有人提起端方两个字，他便接口道：“端方什么东西，他还不是我儿子吧!”真是极尽诙谐之能事了。他常邀亚子到家作客，喝酒聊天，谈论国事。还有任传薪（味知），人称“柴大官人”，他是退思园第二代主人，很有钱，但很慷慨，自治学社有什么捐款之类的事，他总是义不容辞。

还有朱梁任，苏州人，与柳亚子一样，也有口吃病，说话期期艾艾。他对柳亚子十分敬佩，曾诗赠一首：“新中国少年，我爱柳人权。文笔惊当世，殷忧问老天。凤歌同口吃，民约得心传。把臂吟诗句，临风意惘然”。由于柳亚子出众的组织才能，使他成为社友中当然的“领袖人物”。这一年暑假开学后，他在自治学社学员中组织成立了“自治学会”，把所有的社友都吸纳到学会中来。不久，他又创办了《复报》，取光复中华之意。他在《五十七年》一书中这样回忆：“这刊物是星期刊，主编是我，文章我写得最多，还要自己写腊纸油印，这工作也由我担任，神州他们不过帮帮我忙吧了。每星期出版一次，上半天出版，下半天由会员们担任沿街分送的责任，居然搅得很起劲。钱好象是味知捐得最多吧”。可以想见，油印《复报》的问世，不仅对自治学社内部，而且在同里这个古镇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可惜在历经近一个世纪后，现在已无法找到当年油印《复报》的原件了。今天所能见到的《复报》是铅印件。那是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初，柳亚子入上海健行公学任教员时，由柳亚子、田桐任主编，由陈去病、金松岑、章炳麟（太炎）为主要执笔者，在上海编辑，寄日本印刷出版后，再寄回上海发行的32开铅印本，并改周刊为月刊，前后共出版11期。

1943年由杨之华编辑出版的《文坛史料》一书中提及：“关于《复报》，人尽知其在日本出版，其实该报在上海编辑，而最早则在同里自治学社，先生（笔者注：指柳亚子）亲自撰稿编排，寄日本付印，出版后仍寄回学校，由先生等秘密分送。此事颇足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佳话。”

  1905年底，柳亚子结束在同里自治学社的学习生涯，告别同川学堂，更坚定地走上争取民族民主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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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難題,筆者嘗試運用一份珍貴史料──〈日本陸軍士官 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

這份史料收錄於東亞同文會於大正九年 (1920)十月二十五日所發行的《支那年鑑》第四號上,原件藏於東京 大學總合圖書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約作成於關 東大地震發生三年前,當時振武學校的學生資料都還在,故筆者相信該 表是研究日本陸士之中國留學生的關鍵史料。

美中不足的是,日本陸士 中國留學生班總共三十一期,該表只記載第一到第十一期。可以確定的 是,前十一期的統計數字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故本文擬探討到第十一 期為止。筆者依據該表,將行文中提到之畢業生姓名及統計資料所得製 成附表四。附表四的可信度較高

學習武備的中國學生赴日後,必須先進入成城學校,接受預備教育 後,才能正式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探討該校和中國留學生的關 係之前,筆者擬先交代該校和日本國內志願學習軍事者間的關係。

成城學校的前身是明治十八年(1885)一月創立於東京中央區築地的文武講習館,翌年始改為今名,校名取自《詩經.大雅》的「哲夫 成城」。

明治二十四年(1891)九月,宮內省將位於東京牛込區原町(今 新宿區原町)的土地無償撥交給該校使用,校址遂由中央區築地遷往牛込區原町。在戰前的日本,該校主要是針對志願進入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實施預備教育,亦有畢業生投考海軍兵學校等海軍系的軍校,或是進入其他文學校。

根據外相廣田弘毅(1878-1948)於 昭和十年(1935)五月二十九日在成城學校創立五十周年紀念典禮上的致詞,可知該校在 50 年間(1885-1935)約有 6,000 名畢業生,其中半 數成為日本陸、海軍的將校。由此數字來看,說該校是戰前培育日本 陸、海軍將校的搖籃亦不為過。

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武備,始於光緒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 1898)。就在該年新曆十一月,浙江巡撫劉樹棠(1831-?)選派陳其采 (1880-1954)、吳錫永(1880-?)、舒厚德(1881-?)、許葆英(1877-1957) 等 4 名學生赴日學習武備,此為中國青年留日學習軍事之嚆矢,在清末 到民初蔚為風尚。他們四人後來都順利自成城學校畢業,再從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

如前所述,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可說是 由力主中日提攜以抗俄國的川上操六極力促成。當時兼任成城學校校長的川上操六決定在明治三十一年為該校中國留學生成立留學生部,並命當時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福島安正兼任「清國學生監理委員長」負責其事,即形式上是由參謀本部的清國學生監理委員長委託成城學校代為教育來日學習武備的中國留學生。福島職責所在,便是比照該校 培育日本籍志願者考上軍校的模式,為中國留學生實施進入陸軍士官學 校前的預備教育。

成城學校的日本學生修業期限為五年,但因中國亟需軍事人才編練 新軍,日方參酌後,決定採用速成之法,將該校留學生部武科學生修業 期間縮短為 16 個月。學科課程方面,前半年以加強日語、日文為主,後10 個月教授普通科目,內容與一般日本中學校的課程無異;術科課程方面,則有體操、劍術、單兵教練、部隊教練、射擊初步、距離測量等。

最初中國留日武備學生人數尚少,日方先安排東京牛込區藥王寺前 町藤城方為學生們的暫時寄宿處。待人數漸增,日方為了方便學生通學,乃於牛込區河田町增設留學生之校外宿舍,又在其北側增築禮堂、 教室等,使原有的宿舍和新建的校舍連成一片,命名曰振武學校,並於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正式成立。在擴建過程中,袁世凱捐贈兩萬日圓,為 學校擴建經費的主要來源。振武學校係專門為有志進入陸軍士官學校 的中國留學生實施預備教育而設,故只招收武科學生。該校成立後, 在成城學校修業的中國武備留學生,一律移至振武學校。

光緒三十年四月五日(1904 年 5 月 19 日),練兵處奏定「選派陸 軍學生分班游學章程」(16 條),規定今後凡志願學習武備的學生,須先由各省督撫咨送練兵處,經該處考選及格者始能派遣留學。同時規定今後每年從各省挑選 100 名 18 至 22 歲的學生赴振武學校留學,經費一律由中國政府負擔。同年十二月,練兵處即選派學生 123 人(練兵處 官生 104 人,附送之直隸省官生 19 人),送往振武學校留學,並以趙理泰(1868-1925)為監督。清政府派遣武備學生赴日留學一事,至此始制度化,即統一派遣官費(公費)留學生,並擇優津貼自費生,使之成為官費生。

振武學校的修業年限,因時期而有所不同。創立之初比成城學校短 1 個月,即 15 個月。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月,延長 3 個月,為 18

* 53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1), 頁 22。 

* 54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68。 

* 55  李烈鈞(1882-1946)便是由成城學校轉至振武學校就讀的第一期生。詳參〔日〕阿部洋 
監修,佐藤尚子、蔭山雅博、一見真理子、橋本學編,《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東京: 
日本圖書中心,2005),頁 14。 

* 56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5。 

* 57  劉志強、張學繼,《百年中國史話:留學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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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2-3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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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難題,筆者嘗試運用一份珍貴史料──〈日本陸軍士官 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

* 58  〈各省自送游學日本陸軍學生名單暨學費操衣事項有關文冊〉(1904 年 8 月-1906 年 6 
月),《清朝陸軍部(兵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檢索號一五○四-102。 這份在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四(1906 年 7 月 24 日)由兵部完成的統計資料顯示,留日 學習陸軍的官費生計 376 名,自費生 22 名,由自費改官費者 69 名,不明官費或自費者 71 名,共計 538 名。

此數字除可顯示日俄戰後中國學生赴日學習武備之蔚然成風外,亦可見清政府以官費生為主流及改自費生為官費生之既定政策。 
民國元年十二月,陸士第三期步兵科第一名畢業的蔣方震(1882- 1938),繼趙理泰之後出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

蔣到任後,首先 刷新人事,以陸士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的張承禮(字耀廷)擔任教育長, 陸士第八期步兵科王興文為步兵科長,陸士第九期騎兵科臧式毅(1884- 1956)為騎兵教務長,陸士第五期砲兵科譚學夔(?-1916)為砲兵科長, 陸士第三期工兵科虞克震為工兵科長,陸士第三期輜重兵科楊祖德 (1880-1919)為輜重科教務長(後升任該校校長)。由此可知,留日 士官生對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騎、砲、工、輜重等五大兵科之課程設 計,皆有參與,所造成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士官學校畢業人數
                       (含第九期退學數)
入聯隊服役 人數
入士官學校人數

第一期
40
40
39

第二期
25
25
25

第三期
95
95
92

第四期
90
8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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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1899—1986)，原名百福，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人。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191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步科，是陈诚的同学，在国民党军事派系中，属于陈诚的土木系。1922年毕业后，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见习，后升任排长、连长。

1924年南下广州，任黄埔军校上尉教官，参加了东征和北伐。1927年后，历任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第十八军副军长。1933年，出访欧美，考察各国航空事业。193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委员会主任、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中央执行委员、空军总司令等职。1986年8月29日，病逝于台北医院。著有《空军十年》。台湾出版有《空军一级上将周至柔(百福)先生纪念集》等。

周至柔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廿八日（1899年11月30日）生于一个较丰裕家庭，排行第二，父亲周藤珊（字慈山）清末曾任下级军官，后开中药铺。

1910年父亲中年去逝，周至柔由母亲侯氏抚养成人，因而侍母甚孝。早年在家乡私塾启蒙，爱好文学，尤喜陆游诗词，后升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读书。1918年8月中学毕业，1919年春，周百福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第四队，在校期间与陈诚、罗卓英相识。1922年6月周百福从保定军校毕业，分配在北洋浙江陆军第二师（张载阳部）见习，后升任排长。1923年升任浙军连长。

1924年春，周百福南下广州，得到陈诚的关照引荐，参加了国民党，并改名周至柔，参与创办黄埔军校，9月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兵学上尉教官。

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打跨陈炯明后升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周至柔奔赴韶关接任第一补充师（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第三团（后改第六十三团，团长陈诚）团附，随东路军转战江西。

1927年1月由赣入浙，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部卢香亭军作战；2月在桐庐浪石埠架桥渡江，攻击孟昭月部，15日进占新登，18日克复杭州，3月18日攻占吴江，21日进占苏州；4月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补充团团长，7月陈诚接任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周至柔任该师参谋长；8月参加龙潭战役。

1928年4月国民党组织继续北伐，周至柔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处长，6月任长江上游办事处少将主任。

1930年4月复任陆军第十一师（陈诚）参谋长，旋继任第三十一旅旅长，5月奉命参加中原大战，先后随陈诚参加了攻克马牧集、归德、济南、郑州等一系列重要战役；8月升任第十八军（陈诚）第十四师副师长。

1932年2月任陆军第十八军第十四师中将师长，3月12日升任陆军第五军副军长，6月改任陆军第十八军（陈诚）副军长，成为陈诚的心腹大将。

1933年5月，经陈诚举荐，蒋介石特选周至柔赴欧美各国考察空军教育，从此脱离了陆军系统，开始空军生涯，出国后周至柔苦学英语，认真考察了各国航空建设和空军训练。

1934年4月周至柔回国，向蒋介石呈上考察报告和建设空军计划书；7月14日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技术训练和精神训练，还多次单独驾驶飞机练习飞行。1934年5月，蒋介石成立全国航空建设会，自兼委员长，周至柔为常务委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为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随蒋介石一道逃亡台湾。周至柔逃台后，最使他难办的一件事是如何转交张治中受毛泽东之托向蒋介石写的劝降信。

巧妙解决送信难题

       据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在其回忆录中说，1950年3月16日，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六七十页的长信。张在信中说，根据他十多年的“剿共”经历及蒋介石与他的历次谈话，国民党总认为应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个政策实际上是错误的，国共两党都是中国土地上的政党，应该和平共存。这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因。
　　在这封信中，张治中还力劝蒋介石，现在的局势明摆着，国民党只有与共产党和解一条路走，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为了台湾人民不再遭受战争之苦，国民党应走和平之路。蒋介石如果愿和，他可来香港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接洽商谈具体事宜。
张治中在信中还特别告诉蒋介石，这封信是毛泽东主席同意他写的。

　　信夹在一本《西洋》杂志中由香港寄出，收信人系周至柔，并在信封上注明“请转呈蒋介石先生”。

　　周至柔当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可是，这封信寄到周至柔手上时，却使他颇感为难。思考了多天，他觉得此信还是应该转交，只是不由他本人转，而是交给一个不考虑升官、资格较老、不易被蒋怀疑的人，最合适的就是何应钦。

　　1950年7月19日一大早，周至柔去找何应钦。见面后，请求何帮个忙，将信转给蒋介石。
　　何应钦踌躇了一阵，答应到蒋介石那里去一趟。
　　周至柔走后，何应钦仔细看了张治中的信，感到此信的确很重要。何应钦一见到蒋介石，将张治中的信及《西洋》杂志一同转给蒋介石，并详谈了这封信的来历。

　　7月27日，蒋介石叫周至柔陪他与国民党元老聚餐。于右任、居正、吴稚晖、何应钦、张群、陈诚等人参加。
开席不一会儿，蒋介石突然叫何应钦将张治中写给他的信向大家报告一下，看大家有何看法。

　　周至柔是接信人，理应对此事表态，故蒋介石一讲完，他就站起来表示赞成各位的发言，坚决拥护蒋介石处罚张治中的指示，并在思想上彻底与张治中割裂，更不会给张治中回信，使毛泽东的“劝降阴谋”落空。

　　蒋介石借宴请国民党元老之机处理张治中的信，使困扰周至柔多时的一大难题得以解决。

 台湾历史地位的幕后推手

　　朝鲜战争未爆发前，美国政府因对蒋介石不满，做出了抛弃蒋介石集团的决定。蒋介石虽然灰心难过，但未彻底死心，并通过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密切联系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企图通过麦克阿瑟这条特殊渠道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改变美国的对台政策。

　　7月28日凌晨，何世礼连续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告知麦克阿瑟31日秘密访台，麦希望与蒋介石讨论台湾的防务问题。

　　当天，蒋介石召集周至柔、王世杰、陈诚等军政要员商讨接待麦克阿瑟的有关事宜。周至柔向蒋提出，麦克阿瑟来台的时间很短，一定要安排时间让他看一支部队，使他看到台湾的军队还有很强的战斗力，可以帮他打朝鲜战争，也有能力守住台湾岛。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外界对国民党军队的看法。蒋介石觉得周至柔的这个点子很好，决定抽出一个半小时让麦克阿瑟看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

　　7月31日中午，麦克阿瑟一行秘密到达台湾。经过会谈，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台湾的各种军力仍由台湾指挥，美国的各种军力仍由美国指挥，双方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台湾从美国获得必要的配备，以供应台湾军队之需。

　　周至柔亲自拟定的这个“共识”，深获蒋、麦的赞同。快到吃午饭的时间，麦克阿瑟问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周至柔想到一直令他头痛的金门问题，问蒋介石可否乘麦克阿瑟在这里的机会，将是否防守金门的问题也讨论一下，特别是听听麦克阿瑟的意见，蒋介石点头表示赞同。

　　周至柔对麦克阿瑟说：“金门防务可称坚强，士气也高，我们已准备好作战，唯最近解放军的行动很大，看样子是誓夺该岛。在此情形下，很多人不赞同在金门与解放军大打，主张集中兵力保护台湾本岛。我们当然希望永远保住金门，因为金门是我方来日反攻大陆的跳板，欲达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轰炸福州与厦门的机场，攻击在厦门及其他炮兵集中地点与军队的调动等。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而等待他们来攻，则我方会蒙受极大的牺牲。”

　　麦克阿瑟说：“周将军之言是对的，而且很对，此问题目前华盛顿正在讨论，而且也非秘密之事。东京盟军总部对你们甚为同情，我相信美国政府会在短期内作出决定，其结果或将如阁下所愿。” 蒋介石听麦克阿瑟这么一说，马上接过话说：“如按麦帅所言，我们要坚决保卫金门岛，不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
　　
        这样，蒋介石集团原本要放弃的金门、马祖两大岛及其周边岛屿，因周至柔与麦克阿瑟的这番讨论，改变了放弃的打算，要死保金门、马祖了。直到今天，与大陆甚近，与台湾很远的金门、马祖，还由台湾当局管辖，只是人们不知，国民党当年冒着很大的风险未放弃金门、马祖，是周至柔与麦克阿瑟的这番讨论，改变了放弃的打算，要死保金门、马祖了。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对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和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同时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对杜鲁门的声明，中国政府极为愤怒。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驳斥了杜鲁门的谬论，指出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台湾问题的决议破坏了联合国宪章，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空军的行为是公开的侵略行为。
　　8月24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从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上完全撤出其武装部队。
　　由于中国政府不停地向联合国控告美国侵略台湾，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谈话说，台湾的地位应由对日作战盟国在对日和约中解决，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必要留在台湾海峡，第七舰队留在那里是为了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侧翼安全，不存在侵略台湾的问题。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又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打算通过对日本和约的谈判，找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七舰队将离开台湾海峡，但仍在附近地区保留强大的力量，而且随时准备回到这一地区。

　　1950年9月2日上午10时，蒋介石从官邸到“总统府”上班。在车上，他的秘书周宏涛将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发来的关于中共控告美国侵略台湾的议案和一份美国在联合国最新动态的电报念给蒋介石听。
　　蒋廷黻在电报中说，美国准备在安理会提出组建联合国调查团赴台调查，以证明美国的行动是维护和平而非侵略，现在就看台湾方面是否同意联合国调查团到台湾来。
　　蒋介石召集王世杰、周至柔来商量如何回复蒋廷黻的报告。
　　周至柔当即表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现在遇到亡国的危险，美国出面救亡、帮助、支持在台的合法“政府”，合情合理，也是伸张正义，哪谈得上是“侵略”？蒋廷黻“代表”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对中共的谬论予以驳斥，以正视听。

　　周至柔从军事角度发言说：“我个人认为，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来，对我们‘中华民国’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军事介入，解决了我们的亡国问题，也是公开讲清楚了的，完全没有必要调查。应该电示蒋廷黻，联合国安理会如讨论派团到台湾来调查中共的议案时，应坚决动用否决权，使议案无法通过。”
　　周至柔的发言，得到在坐大多数人的赞同。
　　这样，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曾考虑派团到台湾调查美国是否侵略台湾的问题，最后因台湾当局的阻挠而不了了之，周至柔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遣送日本教官

　　1949年10月初，原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中将司令根本博等7名战犯秘密来到中国专门培训国民党部队中的中高级军官，以提高台湾部队中高级军官的战术水平。
　　周至柔当时非常不满但又没有办法，表示尊重蒋介石的决定。尽管蒋介石对聘日本战犯做教官十分保密，后来还是被嗅觉甚灵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发觉了。1951年6月11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约见台湾“国防部”少将联络官余伯泉。余伯泉从美军顾问团出来后，直奔周至柔办公室，将美军顾问团的意见报告了周至柔。
　　
周至柔报告给蒋介石，请蒋定夺。

　　蒋介石为此亲自拟定了四条意见。
　　一、日本教官受聘是其个人的志愿行为；二、日本教官的应聘在美军顾问团来台之先，当时不知美军顾问团要来；三、日本教官将来可调往行政部门工作，绝不影响军队的训练；四、待其明年合约到期，即予遣返。

周至柔心里很清楚，蒋推迟了很长时间来作这个决定，与他的反对、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天，周至柔带着余伯泉会见了蔡斯，将台湾当局的四点意见当面告诉了蔡斯，蔡斯觉得这样也可以，以后再未追究此事。

据周宏涛回忆说，到1952年，蒋介石并未将日本战犯全部送走，只是训练规模缩小了一些，日本教官中的一批核心人员一直留任到60年代，其中富田直亮还参与指挥了金门炮战。

　　政治生涯落幕

周至柔的“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一直做到1954年。这年7月，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会议”秘书长。

　　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会议召开前，蒋介石对台湾党、政、军人事做了大调整，周至柔被蒋介石调到台湾省政府接替严家淦，任省主席。
　　周至柔对这次突然调动毫无准备，他过去长期任军职，对地方事务不太熟悉，因此，省主席之职对他来说，是个新考验。
他上任后，将军队的作风带到了地方。两个月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
　　由于周至柔官当大了，在整治官场过程中的方法简单，作风粗暴，错误处理了一些官员，加上他喜欢讲排场，引起地方官吏的不满。从1958年春开始，有些人通过各种渠道，陆续给媒体投书，批评周至柔的霸道行为和官僚作风。
　　1962年，周至柔被免去台湾省主席职务后，出任“总统府”参军长，台湾省主席由蒋介石的另一亲信黄杰接任。他在国民党十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后来，他因年事已高，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委职务，任中央评议委员。在这期间，周至柔在台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1986年8月29日，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87岁。
　　（摘自《读报参考》有删节）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30 14:16
Elise, Jun 5, 2014

读你的《走出文革》一书时我就想过，当年的我总可以比你附在文章里的这个头像强一 ...

见皇后
2009-06-24 07:40:24
在曹贤文的大作《菜单出炉前后》(见《救鬼》一文的附件，曹文发表于清华校友网)的跟贴里，有一幅邱心伟和曹贤文等人的照片，其中有一个我熟悉的名字：苏文漪。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她就是当年有名的清华皇后。也有人称她为西区皇后，但我不知道东区皇后是谁。或许是因为皇上照例有东宫和西宫两个皇后，学生们循例乱封的。
我在清华读书时孤陋寡闻，居然没有听说过在清华园这个红色工程师的摇篮里有如此小资（不，应为“小封”，分封皇后当属封建王朝的事）雅事。

七十年代中，我去天津出差，顺便看望在天津工作的同学周莉。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苏文漪的名字和关于她的一些逸事。当周得知我不了解苏文漪其人时，对我的孤陋寡闻大感惊讶，或许还替我感到惋惜……

那时候苏文漪也已离校，被分配到某城工作。那时候，“臭老九”的日子都不好过，但皇后落难，格外令人同情，有一个和她同系的老兄经常去觐见已退位的皇后。
这位老兄自视甚高，正在做着大学问。当老兄伏案读书或作深思状时，是不允许任何人干扰的，即使是温顺的娇妻有事相商或相求，也必须坐在一侧举手示意。不先请示便喧哗相扰是绝对禁止的。只有在老兄的沉思中出现句号时，他才会休息片刻，垂听娇妻的俗事。但老兄的学问如此之大，长考是难免的，因而长达一小时的举手等待也就司空见惯了。

觐见皇后一事倒是可以无保留地占用老兄的宝贵时间。有一次，温顺的娇妻大着胆子发问：为什么你每次去见苏文漪前都要换装洗脸，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这话里似乎有点醋意，或许是她不知道那是朝庭里进宫的规矩。

清华篮球队有一个很有名的中锋，工程物理系的研究生。他身高一米八五，美男子一个，如同台湾的马英九。据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艾知生很喜欢看他打球，经常搬把椅子坐在球场边观战。这球场上的中锋还是舞场上的高手，风度翩翩，一定迷倒过很多女学生。
无线电系的校友屈耀双有一次告诉我，当年他们曾鼓动中锋去追求苏文漪，但未果（我周围的同学几乎无人不知苏文漪，唯独我孤陋寡闻，奇怪）。多年后，篮球中锋又活跃在网球场上。在他担任上海市政府高官时因打网球摔倒，失去了嗅觉。上海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揶揄他说：可以安排你去环卫局工作，你下去检查公厕卫生情况时不会闻到异味。
失去了嗅觉的中锋当然也不再能“闻香识美人”（美国电影Scent of a Woman的中文译名）了，但他当年的嗅觉也并不见得灵光，否则他何以会拒绝屈耀双的美丽动议呢。

一九八二年我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地处华府近郊。我租了一个很大的别墅，和八、九个留学生分住。因为空间大，暑假时常有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借住。那时候，留学生都很穷，出去旅游都得借宿同学或朋友家，哪像今天动辄便是希尔顿、万豪之类。无线电系的校友程惟康在她的《漂泊海外》一文中还记述了当年在我的住处品尝过我做的糖醋黄鱼。水利系的校友邱心伟也来过，但我已换了住处，细心的她居然能记得我家中有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

一天，我又接到电话，说是有几个留学生要来借住。当他们来到我的住处时，领头的一个女学生向我自我介绍她是清华电子工程系62级的校友。我十分惊讶于她的美丽和年青，很难想象她居然是我的学姐（我是63级的）。在客厅里，我们站着聊了很久，但直到他们离去，我都没有问她的名字。

隔了不久，我得知她就是苏文漪。原来是皇后驾到，怪不得如此靓丽。

不记得她来之前我是否刮过胡子。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3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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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婚礼上的温州人

宋恕与杭州求是书院

2017年03月27日 14:00:15 来源：平阳新闻网

张小宇
　　
宋恕(1862~1910)，字燕生，平阳县人。近代启蒙思想家，与陈黻宸、陈虬并称“浙东三杰”，著有《六斋卑议》等，他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设立议院、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等，是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名仕推荐应聘求是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十九，宋恕经杭州名士即好友孙宝瑄推荐，应聘杭州求是书院。“顷得陈仲恕来书，求是书院总教习冯梦香因病辞馆，院正陈仲恕力荐先生任此一席”，陈仲恕即陈汉弟，时任求是书院监院，负责书院具体事务。孙宝瑄与陈汉第是同乡既好友，并与求是书院有缘由，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想辞职，曾指派童亦韩前往上海邀请孙宝瑄担任求是书院总理一职，并说“求是书院关浙江一省人才之消长，……若一时无人肩其事，则已成之局势将堕废，良可惜也”，后因“杭州诸老，以争俄约病余，故于求是书院事，肆其阻力”。
　　同时，孙宝瑄又与宋恕友情甚好，孙宝瑄虽功名不显，却沉迷学术，交友广泛，他与宋恕及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张元济等维新人士都有来往，是“旧式文人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的代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十四，孙宝瑄通过其兄孙宝琦，与宋恕相识于上海，之后，两人在沪来往密切，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载“余比年侨寓海上、与先生交最密”“凡读书、论世，一得力于先生，心中师事已久”，对宋的人品评价为“宋燕子先生风节为当今第一”，对宋的学术水平极为推崇，“邻优宋荣字，平情察物理，学术贯古今，理乱掌中指”“其于古今政治利弊，民情隐微，了然指掌，盖旷世之大儒也”。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宋恕从上海动身坐“无锡快”轮船赴杭，十八夜到杭州武林门外，十九早晨，先到客栈，随至养正书塾，托其教习转告求是书院。“少顷，该院总理陆太史衣冠来拜，且致关书，关书乃总理出名”，陆太史即陆懋勋，字勉侪，“衣冠”意思是着正装来拜访，并且出具由总理正式“签发”的关书(聘书)。之后，“监院陈君仲恕来拜，随遣轿来迎入院”，宋恕到求是书院报到时，接待是比较隆重的。
　　入院后，宋恕对求是书院印象良好，一是自己的住所大而明，“房间甚大，比去年借住之上海某学堂楼房殆大四倍，又甚光明”“楼下另有一房归我独用，榻、几、案之属皆备”并配有仆人。二是书院规模大，“该院地广近四十亩，同事二十余人、学生百人、仆人二三十名”。三是经费多，“每年经费则万有二千余元，为杭城大书院之最，盖养正年费八千元，敷文、崇文、紫阳、诂经皆止年费三千左右也”。四是学风自由，“监院陈君颇能脱除官绅习气，假学生以议论自由之权，教习亦多通品，故学生颇多思想发达”。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3 17:22
宋恕与杭州求是书院

2017年03月27日 14:00:15 来源：平阳新闻网

意见相左辞馆求是

　　五月“二十日上半日升讲堂”即到院第二天，宋恕就开始上课“出《言志》题，使各作文一篇以察其志”。其实，宋恕在就聘求是书院之前，已有丰富的教习经历和经验。光绪十八年(1892)，经李鸿章派充为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委员，曾起草《条陈水师学堂事宜禀》提出“切实考求本堂诸弊渐滋、学生出色尚少之所以然，并推求中国水师未能争雄欧洲之所以然”的办学建议；光绪二十年(1894)代岳父孙锵鸣阅上海求志书院癸巳冬卷，并代出本年秋季史、掌二斋课题。

　　宋恕在求是书院教学内容上杂糅中西、包罗文史哲，远超传统的科举八股范畴，如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授课的课题，分别有动物学题、论理学题(逻辑)、社会学题等。动物学题云：“世界动物皆有知觉。夫皆有知觉，必皆有言语，但蠢简灵繁，相去甚远。昔姬期分职，与言专掌，孔圣之门，或通鸟语。……今白人精察，新得可惊；赤县古书非诬昭矣！但目界、镜界恒沙群动悉接其声，悉解其意，遥遥来日，果有期欤？”；有论理学(逻辑)题云：“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举例”；有社会学题云：“国多海滨，民易进化说”；有历史课题云：“明末张李之乱考略”。

在教学方法上，宋恕重个性，强调启发式教育，课堂教学以学生自行研读为主。宋恕不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受到广大学生欢迎。求是书院学生许寿裳回忆说“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他勉励学生要思想自由，不受前人束缚，要论理精严勿蹈驰鹜空虚之弊，他的教法因材而施，令学生于经史子集任择、从事并不限定一科，所以学生的思想大辟”。求是书院学生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也回忆说“宋氏在求是书院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校风顿变”。
　　

杭州万佳在《求是书院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极其办学经验》一文，提到“聘请平阳人宋平子主讲国文，他博闻强记，学问精深”“自从被聘为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后，他在教学中注重启发，先有学生自己阅读、研究，有疑问再做解答”“从此，养成学生重自修、重思索的风气”。

但在馆四五个月后即十月左右辞馆，宋恕为何好好上课，要辞馆呢？宋恕在《上俞曲园师书》(1902年8月13日)中，说出了辞馆的原因，“其夏应求是书院之延往杭，虽承诸生谬重，而与院中同人新旧两党意见多相左，遂于孟冬概然辞馆”，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求是书院总理进行替换，陆懋勋离职由劳乃宣接任。
　　
与新旧两党有何种意见相左？宋恕在《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注解中提到，与旧党相左：“诸生所业，例定于师，画一责遵”，而“自恕(宋恕)承令，取法象山，限规不立”，与学生是“夜夜共谈心物理，朝朝同对质文书”，“心物理”即“心之理”“物之理”，就是探讨人生追求、人生信念；探索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质文书”即“朴实”“文华、华丽”之书，就是博览众书、不论朴实还是华丽的书籍都要兼顾。这是宋恕学习的方法。而“同院中以浮嚣为新，闭塞为正者，遂皆冰炭矣”，宋恕是从清代仆学旁证博引的学术方法向探究性理、古今事理、物理的关系转变，无疑是观念与方法上的突破，与旧党大概是教育方式不同。

与新党意见相左：“劳玉初史部来作总理，于诸同职慨续延”“(我)与(劳玉初)约先开讲堂吐宗旨，视离合为去留”“史部不愿，即日辞席”，玉初是劳乃宣的字，他是理学家，信奉程朱理学，宋恕是佛学家，以佛理开智，大概是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不同，而道不同。


　　宋恕辞馆前后，孙宝瑄曾相劝宋恕“求是一节，弟已函复仲恕兄，度足下曾鉴及矣”，并为陈汉弟辩解，“仲恕兄人极好，请(公之来求是，非勉斋之意，系仲恕独断)”，同时，陈汉弟对求是书院一事，也作出解析“求是非汉私设，一切但求心之所安”“凡前次略有不合公理之处，恭求详细报告，以便遵改”。“求是”是指求是书院，“汉”是陈汉弟的自称。

作诗八首留别求是
　　
十月，宋恕辞馆后，“季冬病温寓所，六旬不能起，诸生频来侯，愧感厚意……作诗八章留别”。宋恕在《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中发出了“何期诸子不相鄙，乃许先生能举隅”，幸运是求是书院的学生给他半尺讲台“能举隅”的感慨；虽然“菊残桐尽拂衣去”，但忘不了“别意王、吴未易图”的悲伤情景。

宋恕虽离开了求是书院，但与求是书院师生来往还是比较密切。宋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至四月的日记记载，三月初一“又晤(求是书院学生)许、李、施、戴、沈六人于吴房，皆见我而来者。厉亦同来”，初五日“午下侯高梦旦……复过仲恕晤谈……学生许、李、沈、施、郑五人将至旗营访我”，三月二十三“高梦旦、陈仲恕、汪万峰同来，仲恕赠手画山水扇一柄”，一直到四月初九离开杭州赴上海为止，但离杭前一天即初八，“求是书院许、李、沈、施、厉来送行”，初九“动身……高梦旦来送行”。从上述交往及宋恕在病期间“诸生频来侯”来看，宋恕与求是书院是人走茶未凉。

宋恕在求是书院教习虽只有短短四五月，但给求是书院留下了教习要“中西杂糅、包罗文史哲”和学生要“重自修、重思索”的优良风气，并一直影响至今。


　　

滚石不生苔藓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john-2204

既能生钱 又不冤旺过往的辛劳 何乐而不为．．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 17:21
1966年6月，中南建筑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中南建筑设计院第一批被院党委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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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后人参观荣氏企业旧址 “中国现代工业 绕不开武汉”

本报讯（记者佘晖）

昨日，荣氏家族后人、著名爱国企业家李国伟（荣毅仁姐夫）之子李元骏携妻儿自香港专程到汉，参观位于硚口宗关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旧址，并与申四、福五海内外后人聚会。

李国伟是我国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长女婿，上世纪20年代在汉口创办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其中福新五厂成为华中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

李元骏今年已88岁高龄，他出生在硚口宗关。昨日参观过福新五厂旧址，李元骏又跑到汉江边看了一圈。

在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申四福五的老照片让老先生激动得从轮椅上撑起来仔细端详。他说：“武汉曾是民族工业的重镇，谈到中国现代工业绝对绕不开武汉。”离开武汉70年，李先生说话还不时蹦出一句乡音。
⋯⋯
在此恳切呼吁：
一、作为武汉市民族工业最后仅存的遗址之一，请甑选保留原福新第五面粉厂部分建筑，以彰显现代城市包容丰富的多元化因素，延续武汉城市历史；
二、责成有关单位立即收缴、妥善保护原福新第五面粉厂档案资料，并按李国伟先生后人意愿移交武汉大学永久保存；
三、参照上海等地经验，在宗关地带的规划和开发中，对原福新面粉厂保留建筑进行功能化改造，使之在现代城市发挥新的作用，与现代建筑相得益彰；
四、汉江是可媲美巴黎塞纳河的武汉城市名片，汉江两岸的开发，应十分注意沿江建筑的历史传承和多彩多元，福新厂遗留建筑及类似老建筑的保留和改造，应对开发商进行政策引导，予以优惠，统一规划。

此 致

吁请人：厉宗煌（申四福五高层主管厉无咎之子）
签署人：
李元骏（申四福五两厂及五公司总管理处最高负责人、荣德生长女婿、荣毅仁大姐夫李国伟之子，加拿大籍华人）
林建华（李元俊夫人，加拿大籍华人，香港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李舜南（李国伟之孙，美籍华人）
李舜怡（李国伟孙女，香港）
李舜琴（李国伟孙女，旅日华侨）
朱嘉象（李国伟之侄，德籍武汉学人）
刘 南（李国伟侄媳，朱嘉象夫人，德籍武汉学人）
朱嘉模（李国伟之侄）
朱嘉贝（李国伟之侄，英籍华人）
朱理（李国伟之侄，旅居澳大利亚华侨）
朱珩（李国伟之侄）
颜嘉林（李国伟侄孙，德籍华人）
张娜娜（李国伟侄孙媳，颜嘉林夫人，德籍华人）
唐尊立（厉无咎儿媳，厉宗煌夫人，武汉大学教授）
厉琥玲（厉无咎之女，民建武汉市武昌区委员）
陈忠德（厉无咎女婿，厉琥玲丈夫）
厉筱玲（厉无咎之女，美籍华人学者）
吴济华（厉无咎女婿，厉筱玲丈夫，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暨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高雄捷运公司董事长）
方 涛（方育庚之子，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退休高工）
方 骏（方育庚之子）
李玉新（方育庚儿媳，方骏妻子）
方 玥（方育庚之孙女）
方 明（方育庚之子）
胡俊新（方育庚儿媳，方明妻子）
方 玲（方育庚之女，江岸区委退休干部）
杨世栗（方育庚女婿，方玲丈夫）
杨子剑（方育庚外孙）
龚俊逸（龚培卿之子）
龚丽霞（龚培卿之女）
华渝生（华煜卿之子）
华楚珩（华煜卿之女，武汉市人大常委、武汉市民建副主委）
华觉本（华涤生之子）
林佑莹（华涤生儿媳，华觉本妻子）
华 雄（华涤生之孙）
李元驹（李右人之子，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退休高工）b
孙家渊（孙忠灏之子）
张明光（孙忠灏儿媳，孙家渊妻子）
孙家淳（孙忠灏之子）
孙家泓（孙忠灏之子）
舒曼华（孙忠灏儿媳，孙家泓妻子）
王天珍（王秉忱之女，武汉科技大学教授）
王兰兰（王秉忱孙女）
王天骏（王秉忱之子，美籍华人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严建森（严寒剑之子，武汉科技大学教授）
周 岳（周伯符之子，海军工程学院副教授）
张 恒（张宝森之子）
金荣海（申四福五老工人）
金健英（金荣海之子，加籍华人）
金佩英（金荣海之女，加籍华人）
金健安（金荣海之子，瑞典华人）
金健忠（金荣海之子，新加坡华人）

john-2204

阿毛 发表于 2025-1-20 19:12
只有我们亲历者记忆犹新。

层主应该住在昆士兰。

也可能猜错。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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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忠诚与情义
2015年7月29日 09:27 阅读 1 新浪博客

人性、忠诚与情义      抗战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CC派的重要人物张道藩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共产党。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唐绍华将殷杨送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获胜，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中共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

故事的两个主角，戏剧学校的同事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当年送殷杨逃走的唐绍华没有来得及逃离大陆，在上海被作为国民党特务逮捕。根据当时中共的政策，像唐这样被作为小特务逮捕的（其实他只是个拍电影的文化人），起码要劳改十年二十年，被杀的可能都有。关在监狱里的唐绍华，彷徨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有一天，狱吏提出唐绍华，告诉他上海公安局长杨帆要见他。唐很奇怪，他这个案子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待到了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杨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已经是胜利者、掌握生杀大权的杨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 “道公”是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杨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怀。      

然后，杨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唐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表明唐对共产党还缺乏了解。在中共统治之下，唐背着特务之名，和国民党CC派、和“战犯”张道藩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会有机会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杨帆当然知道唐的想法非常危险，就说了一番话，“你不是在拍电影方面有兴趣有才能吗？何不带着你的影片到香港去发展、为人民赚些外汇？国家需要外汇。”这就暗示唐赶快逃走。唐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愿意去香港。这样，唐走出监狱，手持上海公安局发的通行证合法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三位主角后来的命运真令人感慨万千。      杨帆的命运众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8以八十七岁高龄逝世。      

张道藩到台湾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从1952年起任立法院长，一做就是十年。居官虽高，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热心发展文化事业。1968年去世，身后留下《文集》、《画集》（张年轻时曾在英法学绘画）各一部。      

唐绍华呢？因杨帆义释得以逃脱牢笼，一展戏剧长材。在港、台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一生创作舞台剧五十余种，电影剧作七十余种，执导电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着有《电影艺术入门》等二十余种书。他还担任过台湾影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英文版《观光》月刊社社长，政工干校、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离开了杨帆的义举都无从谈起。     

张道藩、唐绍华和杨帆，毫无疑问各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泯灭人性、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着生灵涂炭、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在对党的忠诚和情义之间，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因为国民党从未要求过它的党员要在一切问题上都无情无义，不许有丝毫的人情味。放走杨帆，无论是张道藩还是唐绍华，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杨帆就不同了。中共的意识形态一直要求对敌人要无情，要残酷，对敌立场不允许丝毫动摇；要将对党、党的政策、纪律、领袖的忠诚永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这些要六亲不认。杨帆完全了解他所做的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放走恩人将承担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义、良知、道德的考虑超过了对党的忠诚。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杨帆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张道藩的义举引出了杨帆的义举；杨帆的义举给唐绍华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唐绍华的创作又使得终身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张道藩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绩。人世间的因果链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长，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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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功名岂是平生意？ ——怀想储安平
转载2015-05-22 21:15:33
章诒和／文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党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党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60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100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真正意义的报人

  要让人生开花结果，最需要的是有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储安平充满政治激情又敢言敢行，这个性格特点不仅仅凸显于旧《观察》和1957年。其实是贯穿于他从年轻到年老的一生。1932年夏季，东北事变、淞沪抗战相继发生，举国民心鼎沸，上海学生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督促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在一千多人的行进队伍中，有一个光华大学的学生，叫储安平。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任何党派对他的灵魂来说都太矮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产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产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见清人龚自珍词《湘江》）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80天内让一张报纸天翻地覆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馆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80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练，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70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57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2015年5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作者注：本文为2015年5月18日江苏宜兴储安平衣冠冢落成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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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兵骨灰罈結緣的老校友

近在報端或電視各媒體,都先後報導了家父高秉涵律師曾攜抱眾多老兵骨灰返回故里的事跡,已引起社會的關注,但依我國民俗習慣而言,這是一般人充滿忌諱,不願去做的事, 這也正是我父親不平凡的地方。現在,我也談 談我的不平凡家世與家父是如何不平凡的和這些老兵骨灰結緣的脈絡點滴。家父是建補1958 年畢業,應堪稱為老校友吧!

父親是在山東菏澤出生,我的曾外公宋紹唐先生,為滿清末年最後一批公費留日學生, 適在東京和孫中山先生相識,因志同道合,旋 即加入了同盟會,參與倒滿革命活動,曾外公 是中國國民黨的創黨元老,也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民國元年,曾出任山東知府。我的祖父、祖母都是國民黨員,高宋兩家原為國民黨的大家族,但我的姨婆宋介(宋紹唐的么女) 和我的兩位姑姑高秉潔和高秉浩,卻都在就讀北大、清華時偷偷的參加了共產黨,她們都是 延安早期的老紅軍、老幹部。

祖父於一九四七年國共鬥爭中,在菏澤慘 遭共黨殺害,而我的大姑高秉潔,卻在同一年 當選共產黨模範黨員,而在延安慶祝「五四」 運動紀念大會上,接受毛澤東的頒獎表揚。我的家庭是一個國共兩黨同時併存的家庭,是一 個思想紛歧的大家族,我的姨婆和姑姑們都是共產黨的模範生,都是建立中共政權的大功 臣。

學校紛紛南遷,祖母即讓甫滿十三歲的高秉涵 ,跟隨流亡學校,逃命江南,以免遭共黨殺害 ,臨行前,祖母再三叮嚀:「如果學校解散, 你要跟著國民黨的軍隊走,國軍不回來,你千萬不要回來,回來,就和你父親的下場一樣... ...。」「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才是國民黨的軍隊 ,才是國軍。軍帽上有個星星的是共產黨的軍 隊,是解放軍,別跟錯了......。」
一九四九年春,長江失守,家父所跟隨的流亡學校解散,家父便遵照祖母的臨別叮嚀, 跟隨著逃亡的大洪流,歷盡苦難,在九死一生中,飄泊來到台灣。國共兩黨的慘烈內戰,致 令我們家破人亡,致使家父淪為台島的孤兒。 一九四九年前後,逃來台灣的菏澤人,約有數百人之多,同鄉異地相遇,倍感親切,家 父當時年幼,又舉目無親,也就很自然的受到 年長鄉親的照顧,這是父親終生難忘的事。

上蒼不負苦心人,家父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中,力爭上游,以半工半讀方式,完成了六年中學與四年大學教育,於十年寒窗苦讀之後, 又接續通過法官與律師考試,自一九七三年起 ,即在台北執業律師。為便於同鄉聯繫與照顧 ,他即發起籌組台灣菏澤同鄉會,並當選首任會長,從此之後,他的台北律師辦公室便成了菏澤同鄉歇腳聚會的場所,尤其流落台島的單身年長菏澤老兵,他們已將家父的辦公室當成了家,視家父為他們唯一的靠依親人。

孤苦無依的菏澤單身同鄉們,眼見兩岸局勢,已感回家無望,其身體又漸入風燭之年 ,在「但悲不見九州同」的心情下,活著不能回家,死了也希望魂歸故里,這是他們共同的願望,所以每在同鄉聚會時,他們都以哀求的口吻向家父說:「看兩岸局勢,已不可能活著回去了,高秉涵,你還年輕,萬一有一天反攻大陸了,請不要忘記把我的骨灰帶回老家去, 撒在我家麥田裡......。」家父也責無旁貸的欣 然接受了這個令人垂淚的付託。

兩岸開放後,家父便信守了這個承諾, 二十多年來,他曾先後扛回大陸的骨灰罈已不計其數,如今,尚有兩個骨灰罈放在我們台北的家裡,另有兩個放在台北辦公室,以待將他們抱回大陸,完成他們落葉歸根、魂歸故里的願望。

將別人的骨灰罈放在自己家裡,不論時間長短,這是不可思議的,這是有違我們民間習俗的,這是公認不吉利的,這是一般家人無法 接受的。起初,我對家父的如此做法,非常排斥,但家父總認為:這些骨魂都是在逃亡路上的生死患難好兄弟,無論他們是神是鬼,如果他們地下有知,定會對我的信守承諾,送他們回家,魂歸故里,感激不盡的,又何懼之有? 他的仁義節操表現,也感動了家人,我也參加幫助父親搬運骨灰的行列。但我們的鄰居目睹 如此多的骨灰罈進出高家,都在懷疑高律師是否已改行經營殯儀館或靈骨塔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大陸中央電視台,趁家父返鄉掃墓期間,特派「天涯共此時」節目主持人桑晨小姐,前往菏澤專訪,並製作「歸雁 聲聲報故土」專題片,在第一與第四頻道連續 播出。 菏澤電視台,接著為家父的信守承諾,連 續扛回孤苦老兵骨灰返回故里的義舉,製作「 歸根」紀錄片,其片頭語為一首令人垂淚的詩:
望穿彼岸泣孤魂
鄉愁百轉飄泊心
只道歲月相思過
乍聞返鄉鬢如銀
莫問 莫問
歸根 歸根 大陸中央電視台,又將這部「歸根」紀錄 片改編更名為「娘啊!我要回家!」在第四頻 道中向海內外再三連續播出。

香港鳳凰衛視節目民主持人陳曉楠小姐, 特率員前來台灣專訪家父,並以家父的誠信感人事跡,製作「冷暖人生」紀錄片一部,在全球頻道連續播出。

台灣華視曾製作「老兵凋零」紀錄片一部 ,連續播出。 聯合報曾在第一版以「老兵情義」為題, 宣揚家父是位有情有義、重信守諾的齊魯人。 大陸中國青年報曾在其冰點專欄中,就家父協助老兵魂歸故里的感人事跡,以「葬我於 故鄉」為題,刊出逾萬字的整版特稿,並以于右任的名作

「望大陸」詩句為篇頭語: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天蒼蒼,
野茫茫, 山之上, 國有殤。

國防部長高華柱曾派後備司令陳中將親自 來我家慰訪家父,以表彰他信守承諾,協助老 兵袍澤葉落歸根的革命情義。

二○一一年十月廿四日,大陸中央電視台民主持人柴靜小姐,再兼程來台專訪他,為他攜回孤獨老兵骨魂返鄉的事跡製作「歸去來兮 」專題片,已在今年清明節播出。
大陸軍旅女作家張慧敏,以家父為原型人 ,創作近五十萬字的寫實小說-「回家」一部 ,於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後,旋經北京市廣播電 台,以寫實小說連續播出三個月,而湖南電視 台也搶先購得「回家」一書的版權,現正在編 拍電視連續劇中。 台灣紅螞蟻出版公司,於取得「回家」一書在台灣出版繁體字的版權後,現為進入三刷 的暢銷書。 華視膾炙人口的「點燈」節目民主持人曾慶瑜小姐於2012年4月15日,親自陪同前往山東菏澤拍製家父懷抱骨灰罈完成葉落歸根的全 部感人歷程,以期「點燈」節目更加亮麗、更加生動。

父親時常說:「我隻身逃離家園時年僅十三歲,都是菏澤年長的鄉親們,帶著我、牽著我,躲過槍林彈雨,隨著逃亡的洪流漂來台灣,我是以感恩的心,有義務將他們的骨灰抱回故里,完成他們葉落歸根、魂歸故里的宿願 ......。」

原只限懷抱菏澤籍的鄉親老兵骨灰返鄉為範圍,嗣因接辦兩岸有關遺產繼承事件,加之各媒體的不斷宣揚,遂逐漸擴及大陸各省區的 陌生人,如今,經他抱回大陸的亡魂骨灰應已近百罈之多。

父親現為台灣中華孔子聖道會會長,他深深領悟到儒家的五常堂奧,他對「老有所終」 ,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矜恤美 德,極為讚賞,他做了別人充滿忌諱,且不願去做的工作,他信守了對這些老兵孤魂的承諾 ,完成了他們最後的付託。

家父的行為,已為海峽兩岸所肯定,更是兩岸都歡迎的人物,我忝為他的長子,他又是我的建中學長,亦與有榮焉 。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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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国英应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会员的邀请，在简昭惠家同会友们聚面。从施国英当晚的3AW电台嘉宾的主题问答到悉尼时报的故事，从对施国英见面前和见面后的不同印象到读者对她的评价，大家胡天打野谈笑风生，气氛甚是热烈。

突然，施国英冒出一句话，“有人告诉我毕恭得胃癌死了。”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悉尼人知道毕恭逝世的消息，怎么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墨尔本人不知道？
毕恭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好几个人同时怀疑，这不是真的！

就我一个人相信这是真的。我赶紧跳起来去给毕恭打电话，心突突地跳，企望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回话。可这一次，电话铃响了又响，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打他手机，回答得很干脆，此机已关闭。再试再试，答案都一样。毕恭真的永远不回电话了。

我马上责备自己，都写在小本子上了，“毕恭，健康？”提醒自己给他打电话，问他的病况。人都不在了，问候的电话还没打。
人一辈子莫明堂地东忙西忙，误掉许多正事。

我和许多写作人的缘分是从两千零二年五月，大洋时报和大洋文联举办的金秋笔会开始，和毕恭也是在金秋笔会上认识的。说认识也只是见了面，未有直接交谈。印象最深的是他与苏珊娜见面时，那付不好意思的腼腆神情。

大洋时报发表了苏珊娜的小说《兰山行》，毕恭写了篇长文把“兰山”狠批了一顿，什么不道德之类的，弄得双方不是很愉快。没想到，俩人在金秋笔会上一个大碰头，苏珊娜倒是挺自在，毕恭就有点尴尬，周围的人乘机把他俩拉在一块，话明气散话明气散。记得当时有人还给他和美女苏珊娜合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次与毕恭相见，是王小雨通知我，林希翎到了墨尔本，她想见我。我当时在开加油站，哪儿都无法去，林希翎和我父亲也认识，我乐意见她。我说，那你就把她带到Springvale来，我请她吃饭，你帮我请几个人作陪吧。几个作陪的人中就有毕恭，我们相逢笑笑，还是没有交谈。席间，林希翎提到施国英的二八论，她的劲来了，有意参加辩论。毕恭笑起来讲话了，他说，算了，十几年前争论的老问题，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我就讨论点别的东西吧。

以后，主要是从报章杂志上读毕恭的文章，大洋时报和争鸣杂志，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正气，才气横溢，特别是他兴趣广泛，音乐、戏剧、电影、体育，奥斯卡电影奖和世界足球赛，他都能说出道道来。当然，也看出他喜欢打嘴仗，特别是和林别卓，有点生冤家死对头的味道。

今年上半年，毕恭最好的朋友，住在布里斯本的一翔来伊妹儿，说是毕恭在找我，他有话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想不出他要说什么。一翔把我俩的电话、网址告诉了对方，我和毕恭通了电话。
毕恭说，你坐过十年牢，有了那种经历，我相信你不会是特务。他告诉我两个他怀疑是特务的人，一个在墨尔本，一个在悉尼，分析了他怀疑的理由和他的事实根据。提醒我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要小心，避免麻烦。

尽管我们周围肯定有特务，尽管我不大去猜想谁谁是特务，特务像朋友朋友像特务，真伪难辩莫衷一是。我既然无秘密可隐瞒，不如个个都当朋友，说不定特务被感动变成真朋友。但毕恭不大主动接触人，总是把自己包裹住，我们互相不联系，各自过自己的日子，他却在设法找我，要对我交待事情，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哪怕我并不认为毕恭说的那两个人真是特务，但他对我的这份关心和爱护令我感动，我内心深深感谢。

七月下旬，我打电话给毕恭，邀请他来简昭惠家参加与著名作家戴晴的交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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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谈民国范儿
　　
       打开记忆之门，重温民国范儿。
　　
　　中国人走过各朝各代，于文明积淀和生活碎片之中，活出了丰富的精神和面貌。多看一眼中国人走过的路、曾经有过的好样子，是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更何况这是一段与新中国交接的历史时空。我们回望上个世纪上半叶，考察作为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的民国范儿。
　　当代人读现代文学、看年代戏、鉴赏民国艺术、八名士风流、游历城市的民国建筑，可算流行的精神消费;当代人看近百年前的同胞如何鲁莽而勇敢地进行着现代文明的创造与接轨，可算深度的精神交流。昨天是今天的镜子，也可以是今天的营养。

　　长衫旗袍的岁月已逝，重要的是今天，当代中国人是什么范儿。
　　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

　　陈丹青民国答问录
　　
　　百年过去，中国人的人类学特征发生了断裂式的显著改变。龙种与跳蚤更替，人格与国格消长。回望民国，就是回望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大历史”——虽已“绝圣弃智”，却又气息延绵。

　　采访/胡赳赳

　　看民国风景，有历史、有人物、有景观、有文争武斗、有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变，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这是一段“过激”的历史，人人慨当以慷、个个向死而生。
　　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
　　今天，讨论民国范儿，是讨论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

　　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

　　《新周刊》：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丹青：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淑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我的祖国》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新周刊》：我们想象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1966年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丹青：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19岁，1949年56岁。你把50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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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0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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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谈民国范儿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走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我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我军是到攻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20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40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60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80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洽……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新周刊》：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丹青：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全国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30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科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70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木讷，放不开。前中共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20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

       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恺，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挡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19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19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门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70后80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40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古典文化转换的国家景观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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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0 08:09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走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 ...

《新周刊》：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丹青：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溯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

       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19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90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部分80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80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溟钱锺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大部分是民国人设计的。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1949年后，尤其是19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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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儿子登上《青年报》
作者：先睹堂主
 
    今日博客的主角，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小犬。谁让堂堂正宗媒体《青年报》以整整一个版面来做他的文章（以他来做文章）。

    那标题，那立意，都是报纸编辑的“创意”。在我看到之前，小犬就曾发话，明明是“邵洵美的侄孙”，怎么变成了“邵洵美的孙子”？那位编辑回答得妙：“又没有写‘亲孙子’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表堂不分、姑表姨表更缠不清，在他们心里，只有嫡亲的才肯定是自己生的，没有写“亲”字就不一定是自己生的，说侄孙为孙子有何大碍，何况还是亲兄弟的儿子生的呢。

    文中，大的其它错处倒是没有，小的出入却还不少，但整体效果达到了编者的意图。请看全文如下。
 
著名诗人邵洵美的孙子邵宛澍为传承“海派文化”竭尽全力
名门之后极欲“整顿”本帮菜

    邵宛澍，盛宣怀的曾外孙、诗人邵洵美的孙子，血液里活跃着商业和文化两种因子。读过MBA，现供职于美国某驻沪单位从事商务开发，还精通IT。同时，邵宛澍也烧得一手地道的上海菜，写过很多心得体会并结集出版；爱听昆曲，常与上海昆剧团团长蔡正仁神聊；对于海派文化更近乎痴迷……
　　                                      本版撰文 唐骋华 实习生 孔亮

“见到本帮菜，我眼睛绿了”

　　1.85米的魁梧身材，得体的衬衫西裤，却架着一副鲜绿边框的眼镜，乍一见到邵宛澍，就觉得他有些“痞”——不是嬉皮的“痞”，而是雅皮的“痞”，包括那头板寸。“两个礼拜前我还是‘披头士’，但是今年夏天实在太热了。”邵宛澍的上海话带着苏州味，音调丰富且层叠曲折，每个词都糯糯的。
　　采访地点定在邵宛澍亲选的餐馆，专做本帮菜，店面狭小，小到刚好容得下四张餐桌。“纯粹，地道。”邵宛澍如此评价这爿其貌不扬的小餐馆。这两个词，他轻易不用。

　　看看人尚未到齐，邵宛澍便招呼老板娘：“先点冷菜。”“现在？”“是啊！”邵宛澍的笑里仿佛暗藏着玄机。见老板娘略感诧异，邵宛澍侃起了传统本帮菜的上菜程序：冷菜、热炒、大炒，“冷菜就是等人的辰光吃的呀。不过这种传统现在逐渐淡化了，倒是港台地区还保留了一些。”邵宛澍咪了口黄酒，36岁的他很懂经。

　　谈兴正浓，朋友也赶到了，邵宛澍开始大口喝酒。菜也陆续端上餐桌，烤麸、红烧肉、豆腐汤……没有花哨的点缀搭配，简单素净，犹如四周的白墙。邵宛澍显得很满足，他评判一道菜好坏的首要标准有两条：不放味精，原料正宗。“竹笋烤肉就是竹笋烤肉，咸菜炒肉丝就是咸菜炒肉丝，你不要帮我放其他东西。”对于当下流行的“混搭”风格，邵宛澍抱着一种近乎贵族般的矜持。他强调的是原汁原味，就像他的“正宗上海话”。

　　每上一道菜，邵宛澍都会掏出相机一阵咔嚓咔嚓，神情专注得颇有“偷师”之嫌。相机拖着条浅绿色纤绳，直拖入衬衫的右面口袋，纤绳末端系着一块从青藏戈壁滩拾来的水玉，据懂行的人说有上亿年的历史。这亦庄亦谐的装束唬得见多识广的老板娘都不太自然了，连声喊“覅拍了”，说话间就要端走所剩无几的豆腐汤，“我豆腐还没吃光呢！”邵宛澍假装着急，“见到本帮菜，我眼睛都绿了。”他那海派式的幽默，依稀透露着邵洵美当年的风采，尽管这对祖孙无缘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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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2-1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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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儿子登上《青年报》

我要“整顿”本帮菜

　　邵宛澍的厨艺是跟祖母学的，从最简单的剥毛豆、炒青菜开始。其实“邵宛澍”三个字就和吃搭界。出生时父亲邵林发现他耳朵很大，照传统说法，那象征着富贵，邵林决定给儿子起名“宛澍”。“邵宛澍”谐音“造碗橱”，也透露着邵林的期许：希望他的出生能带来好运，让家里有吃饭的碗、放剩菜的橱。

　　七八岁那年，邵宛澍学做青蟹，结果困兽犹斗的蟹用利钳将他戳伤，“钻心的疼”，右手食指留下了一道长约2厘米的伤痕。这道伤痕不仅没有吓跑邵宛澍，反倒牢牢钳住了他对本帮菜的执着。现在他的厨艺已经炉火纯青，几个品尝过他手艺的饭店大厨都啧啧称赞。

　　提到本帮菜的现状，邵宛澍很激动：“我的意见相当大。”激动归激动，MBA出身的他没有让情绪淹没思路。邵宛澍认为，导致当下局面有两大根源：一方面老牌本帮菜馆由于观念滞后、人才流失、经营不善等原因，无法真正传承本帮菜的精髓，也无法面临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如今新冒出来的菜馆，尽管打着“新上海菜”的旗号，但过多过滥引进其他菜系的元素，反而淡化了上海本帮菜的原味和特色。
　　在菜种日渐多元化的今天，一味要求保持原汁原味是否可能？对此邵宛澍坚持己见：创新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所谓正宗本帮菜，首先就得用上海本地原料烹制，在这个基础上花样翻新，而不能“无中生有”，“现在龙虾大行其道，可问题是本帮菜里根本没龙虾！”

　　本土尚且如此，对于美国中餐馆，尤其声称会做“上海菜”的中餐馆，邵宛澍更是打击一大片：“95%都是淘浆糊。”有鉴于此，在美国读MBA期间，邵宛澍多次邀请美国朋友来家中做客，品尝自己的手艺，告诉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上海菜。邵宛澍也因此收获了数不清的“Wonderful”。

　　有着系统商业理念的邵宛澍，最大的梦想就是“整顿”本帮菜的现有格局，甚至像曾外祖父盛宣怀那样做成一项事业。他曾和朋友商量要开一家以“真宗”为标榜的本帮菜馆，遗憾的是，因为金额、时间等诸多限制，这个梦想尚未实现。“以后有机会还要干！”而当前他所能做的是一面品菜一面撰文细致介绍本帮菜。

　　2005年，邵宛澍将几年来撰写的约50篇“美文”交给上海科技出版社发表。因为他有一块镌刻着梅花浮雕的上等田黄石，所以该书取名《梅玺阁菜话》。今年底，上海文化出版社还将推出续集，收录70篇相关文章。邵宛澍还计划近期写一本深入浅出介绍海派文化的书，“都是被个别所谓的‘海派文化专家’激出来的。”他笑言。

“我姓海，上海的海”
　　作为盛宣怀、邵洵美的后裔，邵家家教甚严。童年，邵宛澍每天上学都有专人专车接送，当其他孩子在拉弹弓、抽“贱骨头”时，他只得待在家里“收骨头”，念三字经、千字文。有次他跑出去偷偷拍香烟牌子，被发现后遭到父亲的责骂。
　　尽管和弄堂里的孩子是隔绝的，但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熏陶了邵宛澍。祖母当年是狂热“粉丝”，追星劲头不比现在的小年轻差。有次选“越剧女皇”，祖母叫人“通吃”市面上的报纸，剪下选票，全部投给“偶像”。邵宛澍后来对昆曲的迷恋，以及那口“苏州上海话”，都来自于祖母。

　　还有父亲邵林。邵宛澍对邵林的习惯称呼不是“父亲”，而是口语化的“阿拉爸爸”，就像他钟爱的本帮菜，带着质朴的亲切感。在邵宛澍的心目中，邵林乐观、自信，即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身边的同事们纷纷染上烟瘾，邵林也坚持不抽半根，硬是凭着以柔克刚的“内功”挺了过来。老爷子至今身板硬朗，阅读、钓鱼、种花、集邮，爱好众多。

　　邵宛澍的祖上是晚清名臣邵友濂，也是邵洵美的祖父，担任过上海道台、台湾巡抚、湖南巡抚。按理说家眷随行，最后本应落地湖南，却不知怎么邵家始终留在上海，成了有名的“斜桥邵家”。对于说不清的事，人们习惯用“缘分”来解释。“这是一个谜。”邵宛澍说。

　　1990年代中期，刚从上海大学毕业的邵宛澍，赴全美综合排名第22位的圣母大学攻读MBA，成绩优异，拿张绿卡不成问题，4年后，却毫不犹豫地回归，把实践新世纪的希望和理想，付诸国内。邵宛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了家族“谜团”的一部分。

　　“我姓海，海派的海，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海。”邵宛澍如此自豪地解读这个“谜团”。饭桌上的他很少谈生意经，却爱聊《牡丹亭》《西厢记》，也津津乐道于昆曲、京剧；他不喜欢别人叫自己“邵先生”，觉得称呼“宛澍”才够亲切；也从不看抬眼那块G_SHOCKF1纪念版手表。虽然邵宛澍从未见过那位名满老上海的爷爷邵洵美，但显然，邵洵美的气质已潜移默化于家庭氛围之中：讲品位但不炫耀，笃定从容，也是举重若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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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泯灭的少年心
2009-08-12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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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泯灭的少年心
                ——纪念爸爸逝世十周年
                                                               桃 李
   2009年4月3日是爸爸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每当回忆起和他相处的日子，一种自然、轻松的氛围又会扑面而来。他的幽默、平等和那忧国忧民侃侃而谈的举止立时浮现在眼前。十年来，我寻访了前辈及亲友，还参看了对他的采访文章，对爸爸的身世和经历，总算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我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爸爸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绚丽多彩的一生。

   爸爸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关心国内外大事。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充满着永不泯灭的激情。他在1980年出版的诗集《少年心事—朵花集》中写到：“只顾偷闲学少年，哀乐之不紧。”正是他坦荡、真实人生的追求和写照。

   爸爸毕朔望（原名毕庆杭）1918年生于杭州，祖籍江苏仪征。出生名门望族，史称“扬州近代‘十大望族’——仪征毕家”。他的祖父毕畏三是淮军主将刘铭传的外孙。刘铭传曾任直隶提督和台湾巡抚。毕畏山是清末秀才，早年曾做过江浙两省地方官，后做民国的官，先后担任浙江印花税处处长、烟酒公卖局局长等职务，与当时浙江省省长夏超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很熟。

   爷爷毕倚虹自幼聪明好学，不仅国学功底颇深，且长短篇小说也颇受众人推崇，曾被称为“小说名家”、“著名报人”。他是民初 “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曾以几庵、清波、春明逐客、娑婆生等笔名发表过六十回五十三万字“人间地狱”和二十回“十年回首”等长篇小说。创办过《上海画报》、《上海夜报》、《银灯》等刊物，成为当年上海的报业先锋， 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俗文学领域中的优秀作家。爸爸的外祖父杨云史是李鸿章的孙婿，他是清末民初颇有名气的爱国诗人。

   我爸爸排行老七，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出生时，家境还不错，每个孩子都有保姆照料，还可上私塾。在他六岁时，他祖父因开销太大而亏空欠债，不久就去世了。按当时规矩，父债子还，遭到查抄家产的惩罚。房屋充公，不足抵债，其父毕倚虹被县衙拘留三个月。在好友疏通下才被释放，但家境已彻底败落。不久其母亲抛下七个子女，随他人而去。毕家的天空塌了一半。爸爸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创伤。他只得依依告别了自家门前一泓盈盈湖水，随有病的父亲从杭州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爷爷毕倚虹带病主编《银灯》、《上海画报》等刊物，为养家糊口，还兼职写了大量文章发表，两年后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抛下了一班尚未成年的儿女，遗产仅有一堆邮票。面对这穷困潦倒的惨状，爷爷的同仁、挚友包天笑、陈碟仙等发起组织了“倚虹遗孤教育扶助会”，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陈小蝶、周瘦鹃、余大雄、常觉、涂筱巢等。各方的友人纷纷解囊捐助，爷爷的故交袁寒云（袁世凯的二儿子）、梅兰芳、张学良、叶楚仓、邵力子等众家名流也都大力资助，当时张学良捐了一千元。大家协商安排了七个子女的托管。那时我爸爸年仅八岁。爷爷《时报》的故交包天笑急公好义，尽管已有子女五人，但仍表示愿收留我爸爸，尽养育之责。包氏兄妹还写了一首“欢迎小七哥”的诗歌。

   父亲从此像失巢的孤雁，但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包氏兄妹喜欢吹拉弹唱，参加了音乐家黎明晖、黎锦晖创建的“新声音乐团”，爸爸也随他们同台演出，在这个家庭里从小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他从上海一所中学的附属小学毕业时，正巧上海中西大药房计划派员到日本培训药剂师，需实习一年，包天笑托人介绍爸爸到中西大药房学徒。一心想上学的他，在实习一个月后又提出继续上中学的要求，他的叔父将他接到扬州，就读于江都县立中学，后考上了人才辈出的扬州中学读高中。据说这所学校曾培养出不少名人，如朱自清、江泽民、胡乔木、武衡等，当时我的四伯伯毕季龙（原名毕庆芳）也就读于这所学校，他的英语是全校第一名。爸爸在药店里曾不经意地读过一些西药的英文名称，这竟是他后来一口流利英语的最初启蒙。四伯伯1978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分管技术与发展部，1985年离任回国。

   爸爸从上海来到扬州后，很快爱上了这座有着浓浓文化气息的古城，使他陶醉于书香墨河之中。我推测他对山水、古迹的爱好也许与少年时期的扬州生活有关。随着爸爸的叔父毕介青家境的衰败，已经难以继续供他上大学了。可他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想做梁思成的弟子，因没钱只好放弃这个梦，后报考的武汉大学地理系和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结果两校都录取了。因为中央政治大学不要学费还管饭，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进了这所大学。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国民党培养文官的，学生剃光头、穿军服，还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爸爸很厌倦这种气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向中国开战。当年12月13日黑色星期一，南京失陷，中央政治大学迁至湘西芷江等地，面对派系纷乱的政治大动荡，父亲离开了中央政治大学，来到了抗日高潮的武汉三镇。当时大学教英语的恩师许孟雄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父亲就吃住在许先生家。在武汉父亲与分别多年的大姐毕庆琏不期而遇。大姐是颇有文学造诣的才女，早已投身革命，经她介绍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曾当过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不久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到武汉采访，父亲便给他当翻译和助手。后来经许孟雄牵线，由王炳南将爸爸介绍给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被安排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王炳南任组长的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这是中共党内最早的外事机构。父亲的革命生涯也就从此开始，成为最早参与中共外事机构的一员。

   爸爸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一直钟情办报。来到外宣小组不久，王炳南就让他为吴玉章起草一篇题为“全世界反侵略运动”的文章，后刊登在了《新华日报》上。自此他就来到《新华日报》社，与章汉夫、潘梓年、石西民、徐迈进等人一起办报。1938年9月，日军沿平汉线和长江水陆并进，猛扑武汉。为了彻底摆脱日寇的追击，李克农等商议决定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以《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和部分难民为主，由徐迈进、潘梓年、毕朔望等率领先去宜昌，然后乘船去重庆；另一路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为主，由李克农、夏之栩、王炳南等率领，南下长沙，与那里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会合，接受任务，然后再绕道桂林去重庆。徐迈进、毕朔望等四人最后一批上船，11月22日也到了重庆。

   在重庆爸爸与总编辑章汉夫朝夕相处，共同编辑“国际新闻”。爸爸说，他的国际学是章汉夫手把手教出来的；他的第一篇翻译文章也是章汉夫修改的。解放后章汉夫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中惨遭迫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1972年1月1日惨死在狱中。据说临死前衣衫不全，对此，我爸爸悲痛不已。爸爸在沉痛悼念章汉夫的文章中将他与瞿秋白临终情况相比拟，“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有大学问，生死也都极其悲壮。”爸爸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攻高潮时，由章汉夫和石西民介绍入党的。

   爸爸和妈妈是中央政治大学的同级同学，爸爸是新闻专业，妈妈陶朔玉是会计专业。1941年又在重庆不期而遇。妈妈四岁失去母亲，十岁父亲逝世，从小由她父亲的好友供养长大。他们两人都是远离家乡的孤儿。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共同的革命志向把他们连在一起，这一年妈妈放弃了在一家金融机构的优厚待遇，与爸爸结婚了。

   “皖南事变”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决定将部分党员转移到海外。因为二伯毕庆康当时在仰光做生意，思想也比较进步，爸爸妈妈便同徐迈进、陆怡等《新华日报》主要负责人一起，转移到缅甸伊洛瓦底江畔的仰光城。为了隐蔽，爸爸改名毕庆邦。
   在缅甸期间，爸爸主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是张光年（光未然）办的《新知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他与任以沛一起编辑出版《侨商报》，通过翻译外国通信社的电讯稿和撰写文章，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唤起华侨的爱国精神，支持国内的抗日救国斗争。他们还参加了中共“旅缅战时工作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爸爸妈妈又转移到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俗名瓦城）。1941年5月日机轰炸瓦城时，妈妈不幸中弹受伤。日本很快占领了缅甸。1942年爸爸妈妈和张光年等自缅北向云南境内撤退。那时空中是敌机轰炸，地面日军追赶。从密芝那到云南保山，在灌木丛的湿地中穿行，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进。那时妈妈正怀着我，行动极为不便，一不小心还掉进弹坑里，她不愿拖累大家，不要大家管她，可大家不论多难，还是咬着牙掺扶她前行，终于走出荒原来到昆明。他们找到大姨家暂住。1942年10月4日妈妈在昆明生下了我。由于当时二伯伯毕庆康已经去了印度，组织决定将爸爸妈妈派往印度，并指示他们“长远打算，长期隐蔽，等待时机”。妈妈抱着还不到满月的我，乘飞机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爸爸先后在国民党交通部、中央银行、中国航空公司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工作，同时千方百计继续开展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到华侨主办的《印度时报》编报，借工作之便，将各种情报包装成邮件，传到重庆。另外利用从一位英国少校那里搞到的收音机将延安广播电台播送的八路军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消息译成英文稿，送到加尔各答的各大报社。爸爸与印度共产党取得联系后，在加尔各答建立了联络点，当时加尔各答是通往西方国家的重要通道。

   1943年春，素与爸爸有联系的印共巴苏大夫带来一位素不相识的藏族青年。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后来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平措汪杰。那时平措汪杰是昌都藏军的团长，曾在中央政治大学读过书，因反对国民党的民族歧视政策而被开除出校。后来平措汪杰创建了“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他的进步活动为藏军将领察觉后逃到了印度。爸爸冒着风险收留了平措汪杰，将他藏在二伯毕庆康家一个月，因怕出现意外才把他安全地送上火车，返回西藏。
   1945年章汉夫和陈家康作为董必武的秘书途径加尔各答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爸爸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向章汉夫详细汇报了联络点的工作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前往巴黎参加世界职工大会路过加尔各答时，找爸爸详细了解了印共、缅共领导人的情况后，还专门会见了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这位年轻的书记非常崇敬毛泽东，托邓发带给毛主席一块手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的反共势力重新抬头，印共也处在困难时期，爸爸因与印度共产党联系密切也被盯上。有一天傍晚，来了一汽车警察，在我家楼上楼下搜查，还听到枪声，当时把我也吓坏了。当警察下楼后我站在凉台上看到他们沿着大马路走远才松了一口气。虽然躲过一劫，但说明这里的局势极不稳定了。当时正好新德里在召开一个国际劳工会议，需要一个中文翻译，爸爸的恩师许孟雄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爸爸，希望他能去，许先生是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爸爸立即赶到会议现场，恰巧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现场，听到爸爸的翻译甚为欣赏。正是听到这流利娴熟的英语，国际劳工局驻印度代表才找到爸爸，希望他到日内瓦联合国劳工总部工作。爸爸征得组织同意，于1948年秋天带着妈妈和我登上了飞往斯里兰卡科伦坡的客机，然后转道飞往欧洲的花园城市瑞士的日内瓦。在气候温和湿润的阿尔卑斯山下我们住了两年半，这一段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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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27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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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泯灭的少年心

1949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曾给黄作梅去电“调现在瑞士之毕朔望回国，有无消息？请再电催回外交部工作。周恩来  12月20日”。就这样经过多个环节的转达爸爸得知此消息便向国际劳工局提出辞呈，他们感到惊讶，因为这里待遇不菲。爸爸详细说明了要回国为新中国工作的理由，他们不禁肃然起敬。
   1951年初爸爸带着全家，包括瑞士出生的大妹妹青青从日内瓦启程乘大轮船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颠簸了一个月到达了香港。每当轮船停靠南亚的印度、缅甸、新加坡等国港口时，爸爸总要带我们去拜访华侨老朋友。当我们到达香港时，格外兴奋，可回到祖国了。从香港坐上去北京的火车，窗外的山川田野不时地从眼前掠过，老问妈妈：“怎么还不到呀？祖国真大呀。”爸爸在香港还动员了一些华侨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姨一家也同我们一起回到北京。
   来到北京首先见到四伯伯毕季龙，他比我们早到一年，他也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由在美国任教的陈翰笙传令回国的。他被分配到乔冠华任主任的政策研究室任秘书。

   1950年4月1日经数月谈判协商，中印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十分重视中印关系，任命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黄埔军校一期生、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委、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将军为首任印度大使。申健参赞及夫人一行四人的先遣组经香港已先期前往印度赴任。
   爸爸到京后，章汉夫带他去拜见已经任命的驻印大使袁仲贤将军，爸爸被任命为驻印大使馆一等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仅过了两周他就随同袁大使去赴任了，妈妈作为外交官的夫人也一起去了使馆。爸爸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印度生活过六年，十分熟悉印度的风土人情，再加之英语的深厚功底，成为驻印使馆的骨干。四十年后裴默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毕朔望一直陪同袁大使出入各种外交场合。他具有外交官和高级译员的双重身份，而且熟悉印度情况，起着重要参谋作用。他不但有深厚的中文功底，而且英语水平之高连许多印度高级官员也自叹不如，还认为他出身英国的剑桥或牛津…”
  印度在1947年前是英国殖民地，独立后仍为英联邦成员，官方语言使用英语。爸爸在印度大使馆又工作了五年，这期间两国领导人见面会晤比较频繁。据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白春晖回忆，尼赫鲁总理访华与毛主席单独会晤谈就有四次，有的长达四个小时，还观看从印度运来的印度影片“舞铃叮当”。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爸爸在印度驻华大使馆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及印度大使交谈的照片和在印度与尼赫鲁总理的合影。

   1956年夏天爸爸和袁大使从新德里离任回国，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一，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去看爸爸妈妈和妹妹青青、小元和弟弟大地。爸爸回国后被安排到外交部亚洲司当专员，妈妈分配到外交学院教英语。外交学院是专门为外交部培养人才的大学。九月下旬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应邀访华，十月一日阿查里雅首相和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等外国贵宾应邀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首都游行队伍，爸爸站在主席身后给他们当翻译。当医学院的学生高举校旗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突然问爸爸;“医学院怎么翻译？”爸爸脱口而出：“medikal college” 。这时首相大为惊奇地问毛泽东：“你怎么学英文，不学俄文？”毛泽东风趣的说：“中国人学俄语的很多了。”引得尼泊尔首相笑了起来。当说到学英语时，毛泽东突然想到身后的这位英语流畅的年轻翻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工作？”“我是外交部亚洲司的专员毕朔望。”“我知道。”主席扬起右手话锋一转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阿查里雅首相说：“他在亚洲司，管着你来。”

   爸爸这一生对周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于1938年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皖南事变”爆发后，爸爸向章汉夫提出入党要求，并写了入党申请书。与此同时他接到了疏散通知，在离开重庆之前的一天晚上，爸爸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在询问了爸爸的家庭情况之后，用大半夜的时间讲了党的组织纪律和原则，爸爸听得都入神了，这时想起了对外宣传组的那位漂亮的德国女士安娜利泽（王炳南的夫人）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我们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骄傲！”后来再与周恩来相遇时，已是解放后的1954年初夏。那时周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借暂时休会之际访问印度和缅甸，当时爸爸正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他来到总理下榻的总统府。总理将一份致刘少奇电报交爸爸发出，爸爸告辞时，总理还特别殷切的关照：“路上小心噢！”爸爸说，总理一贯善解人意，对人细腻的关爱使很多人为之感动。与周总理相处时间最长的是1956年冬和1957年春。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斯里兰卡和苏联、波兰、匈牙利等欧亚十一国，这也是建国后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一次出访活动，历时八十天，出入各国名城一百余个，行程两万五千里，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盛况空前。当时爸爸以翻译和秘书的身份随同总理访问了亚洲八个国家。周总理在斯里兰卡（锡兰）访问时给爸爸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周总理在首都科伦坡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动情地说：“当我三十六年前第一次路过科伦坡的时候，我就为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现在他仍然那样美丽，但不同的是，它已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第二天傍晚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锡兰独立庆祝大会时，正当总理发表讲话时下起了大雨，但他自始至终不戴帽子，不打伞，坚持到讲话结束，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感人的一幕，让全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爸爸更是激动得心潮起伏，为有这样了不起的总理而自豪。仅三天后，斯里兰卡（锡兰）就宣布与中国建交。总理亚洲之行的风度和潇洒形象都被爸爸拍照下来了，我家一直保留着这些照片，爸爸常对我们说：“周总理在旅途中是那样的简朴，黑、兰、灰色三套制服、黑皮鞋及一双皮凉鞋，仅此而已，令人敬佩。”

   1957年1月25日中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受到阿查里雅首相的盛情接待。第一天宾主共同坐在苏制吉普车里，爸爸作为翻译坐在临时加的小凳子上，每逢车子拐弯时，总理总是亲切的关照说：“小心，别甩出去。”周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周围的人感到轻松和温暖。第三天阿查里雅首相邀周总理乘坐马车前往杜尔巴广场与群众见面，热情的市民纷纷涌上前，向周总理献花环，并向中国贵宾撒鲜花、檀香和一种五色粉末，周总理毫无精神准备，弄成了大花脸。面对此景随行人员都不知所措，但周总理却不以为然，回到下榻的宾馆只是轻轻地问了爸爸一句：“你事先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出访阿富汗时，遇到这样一件事：由于条件所限，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布置得比较简陋，吃晚饭时总理问道：“毕朔望，你喜欢提意见，你看这屋子布置得怎么样？”爸爸坦率地回答：“我看有点俗气。”周总理笑着幽默地说：“毕朔望，如果在前清，你就是进士出身…”坐在一旁的乔冠华也笑了。

   1955年还在驻印大使馆工作期间，爸爸陪袁大使回国时，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当时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已是午夜时分，周总理让袁大使将有关文件转交给尼赫鲁，他又问爸爸：“你在印度呆了那么久，认识什么印度的大资本家没有？”他见爸爸未回答，总理又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做工作，怎么能不认识大资本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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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27 18:11
1949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曾给黄作梅去电“调现在瑞士之毕朔望回国，有无消息？请再电催回外交部工作。 ...

1957年爸爸和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没能躲过“反右斗争”的冲击，被扣上严重右倾的帽子，同外交部大批干部下放到京郊顺义农场接受改造。正当他们灰心沮丧时，周恩来总理来了，他召集全体下放干部开会并讲了话。会议开始前，他手持下放人员名单亲切的问道：“毕朔望来了没有 ？”“来了”下面有人应道。他接着问：“毕朔望今年多大了？”爸爸答道：“三十九岁”。此时，爸爸心里充满了内疚，脑海里映出了十六年前在曾家岩“周公馆”那难忘的夜晚。他从内心感激敬爱的总理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的方式给予自己的慰藉。这也是爸爸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几年后，爸爸调出外交部系统，就没有机会与总理见面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极度悲愤之中，爸爸的悲痛更是难以言表，但时隔二十年后他终于见到了安卧在鲜花丛中不复一言的总理。他在一篇悼念总理的文章中写道：“1月10日向总理遗体告别，虽是永诀，毕竟见到他了，也是一种幸福啊，一恸！”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目睹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的场面后，爸爸用泪水写下了许多悼念总理的诗作。1977年1月在举国上下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将这些诗作整理成组诗“英雄碑前的花朵”二十四首发表在报刊上。“心碎不得哭，万花齐肃穆，美哉我总理，豪眉复慧目”这些深情的诗句，句句打动人心，抒发出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深情和爱戴。一时间在诗坛和民间产生了轰动。

   1959年爸爸从顺义回来后，就被调到外交学院教书，兼二部副主任。由于他的英语水平高，且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加上通古博今，又有国外工作的经验，所以深得学生的好评。他的学生见了我常说：“你爸爸讲课太棒了，生动形象，语言文字都很美。”爸爸平易近人，从不摆教授的架子，对周围的人都很尊敬，可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却很认真、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性格作风，在“反右斗争”时才被打成严重右倾。
   1964年爸爸被调到外文出版局任业务办公室副主任、“国际文摘”总编，又干起了对外宣传的老本行，且有他独到的审定文章的风格。“人民中国”记者韩瀚在“少年情怀”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同他的谈话不禁风雅有趣，而且见情见心，充满人情味。有一次谈到我写的稿子时说：“我看以前你写的稿子常常有些新意，这篇新意差些。一个能写出新意的记者却没写出新意的稿子，是什么原因？恐怕是被脑子里的各种顾虑束缚住了，束缚当然是有的，要善于在有限的舞台上演出好戏来。”爸爸这个“有限舞台”的观点和追求“新意”的思想至今对年轻人都有指导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炮打司令部、打到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外文局也贴出了不少爸爸的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假党员”、“特嫌”等等。运动开始不久，就贴出了批斗会的海报。批斗会开始时，按程序“念语录”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之后，红卫兵将他押到台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批判他在外交学院工作时写的几首词，那时流行的批判方式是从被批判者所有的诗词、文章中找出“三反” 的言行来。这次批斗会韩瀚参加了，他说，当时的批判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同“三反”联系起来的，倒是从批判者引用的词句中发现，“此公所作，格律尚工，用语自然，且颇有意味”。第二个人揭发他的“三反”言行时，说他对“林副主席“题词的书法出言不敬。批判者问他：“有没有这件事? ”回答：“有。”“你是怎么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没有恶毒攻击。”“你交代说的什么？”“我说林没有练过毛笔字。”“这不是恶毒攻击是什么？”“你让大家说说，没练过毛笔字怎么算恶毒攻击？”下面一阵哄笑，场面有些乱。红卫兵喊起口号来才把笑声压了下去。两个红卫兵拽着他的胳膊让他弯腰、赎罪，他挣扎了一下抬起头来，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的腰有毛病，弯不下去，通融一下，让我跪下别弯腰好不好?”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参加会的韩瀚说他见到此情景也偷偷的笑了，笑他人情味用在了毫无人情的地方。以后爸爸被下放到锅炉房烧锅炉，边劳动、边写检查、边被批斗。那时，我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待分配，回到家里，见他早上吃完饭，带上草帽，穿上一身蓝色的粗布制服和球鞋去锅炉房上班，傍晚回家挽着裤腿，浑身煤渣、灰头土脸，进门就吃饭，晚上睡得很早。看到这副样子，叫人心酸。平时他总是教育我们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就是这么挨整，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从这以后，家里的气氛一直非常沉闷，每个人都无言以对。据说当时外文局的群众对爸爸还挺好，暗地里照顾他，尽量减轻他的劳动强度。

   1968年以后，对老干部的迫害升级，爸爸被送进“牛棚”。在寂寞难耐的日子里，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六八年初冬北京牛棚凭栏”的诗：“紫卉粉披秋兴漫，霜梨醇烈可怜黄。良辰何必皆韵事，徽愠书生对鎯铛。”当时听说爸爸的问题挺严重，“假党员”、“特嫌”问题都没有查清，章汉夫、石西民也都关押了起来，爸爸只能提供入党的证人是周总理。另外，爸爸的海外关系多，在国外生活时间长，自然都成为疑点。1969年底爸爸妈妈将被下放劳动改造，当时还不知势态会如何发展，北京是否还能回来都是未知数。那年十月我和育琦刚刚结婚，房子里什么都没有，爸爸妈妈决定将一部分旧家具、厨具运到石家庄。育琦特地借了一个三轮车，把家具装满后，他在前面骑，爸爸在后面推。育琦回忆说，爸爸刚从牛棚出来，剃了个光头，穿着一身劳动服，像个卖苦力的老头，从展览路一直推到广安门车站。他是那么认真，一点也不怕累，育琦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

就像扫地出门一样，1970年初爸爸妈妈和有残疾的弟弟分别被发配到河南、江西两地农村，两个妹妹也去了北大荒。爸爸妈妈每月只发二十四元的生活费，他们两人还不在一起，不能相互照顾。妈妈在干校干体力活照样那么认真，有一次她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农田里，后被抢救脱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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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2-27 18:16
1957年爸爸和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没能躲过“反右斗争”的冲击，被扣上严重右倾的帽子，同外交部 ...

记得1971年的秋天，我正在石家庄国棉一厂准备车间接受再教育，车间值班长叫我：“门口有人找，好像是你爸爸。”我一听非常吃惊，激动地跑到门口，远远看去有一个头发花白、剃着平头的老头提着一个破旧的菜篮子站在门口。走近一看，还真就是我爸爸，只见他穿着一双沾满泥土的布鞋，还露着脚趾头，如果在大街上还认为是一个乞丐。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连声叫：“爸爸！”急忙接过手中的篮子，一看里面有一个白搪瓷缸子和用纸包着两个煮熟的老玉米，打开时已经有馊味了。爸爸说：“你不是爱吃老玉米吗？我给你带了些，路上饿吃的剩下两个。”我知道爸爸生活能力差，从未离开妈妈的照顾，他的这身装束已经充分显露出他的生活状况了。我把爸爸带到我们住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泥瓦房里，他倒态度泰然，毫不介意，见面就问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好想什么事情都未发生。因为我们的房子仅有十平米，连个床也搭不下，只好将爸爸安排到邻居的大炕上睡了一夜。这次与爸爸见面对我的刺激太大了，虽然我们当时作为“臭老九”也在接受审查，但毕竟还有个家呀。自那以后，我对爸爸妈妈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更加牵挂了。

   1972年夏天，爸爸妈妈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由组织安排住在了新街口四环胡同的一个四合院的北屋。他们把奶奶也接到这里住。经过多方努力，两个妹妹也陆续从北大荒返京。我也由工厂调到厂办中学当老师。我们这个家经过政治和生活的磨难后，又开始享受亲人团聚的喜悦。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似乎都要重新开始。爸爸开始回到外文出版局，成为局编审组成员之一。妈妈还是回到外交学院当英语教师。虽然家里开始相对平稳了，但“文革”尚未结束，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总理，政治气氛使人窒息。爸爸最担心的还是周总理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他经常凝视着书桌上那张周总理亲笔签名赠给他的肖像。爸爸多次向我们说起周总理有着超常记忆力，在公众场合能够叫出在场人的名字，即便是几十年未曾见面的人。在“文革”中他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由于爸爸的入党介绍人章汉夫在文革中迫害致死， 爸爸的党员资格就是周总理表态才被证实的。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爸爸就像迎来了生命的春天，焕发出了激情和诗意。有人说他诗性大发，他的“英雄碑前的花朵”二十四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连续写了不少旧体诗，包括五七言、长短句、杂言、歌行等，。题材来自现实，有感而发，或寄真情，或记深意。有人评价他的诗：诗句自然，从无斧迹凿痕的生硬。爸爸在1980年4月出版的《少年心事——朵花集》的自序中写道：我发表诗始于1976年1月8日，其时万念乍歇，只相追随人群，也在青松翠柏之中系上一朵手制的白花簇儿，表示自己愿意做一名正直的中国人，不改变崇尚纯洁的习性。“四人帮”残害张志新的事情披露后，爸爸开始用散文式的新诗体写了“只因”这首诗，一口气写了十八个“只因”开头的长句子。
   “只因一只彩蝴蝶翩然扑到泥里，诗人眼中的世界再不是灰褐色的…。只因一个弱女子的从容死去，沉重的中国大地飞地转动起来了…。只因我们曾眼睁睁容忍你带着钢手铐而去，今后中国工人将监督社会上每一斤黑色金属的用途…。只因你是光明，我们痛恨一切黑暗，只因你的大苦大难，中华民族将大彻大悟？！这句句诗韵，能琅琅可诵，表达了他忧国忧民，嫉恶如仇，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感，一度轰动诗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78年他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恢复中国作协的筹建工作，任作协外联部副主任，担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书记，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萃》主编、《译林》和《台湾文学》的顾问和编委。他凭借自身通古博今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思考，经常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随笔等。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爸爸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再次焕发了革命青春。
   1979年爸爸和萧乾代表作家协会应邀出席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联谊会举行的“中国周末”活动。主持人是聂华苓夫妇。这次会议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也是一次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有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评论家、新闻记者。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这是三十年来大陆作家与台湾及其他地区华人作家的第一次聚会。，这是十年浩劫后中国第一次参加的活动，他非常高兴。大家即兴发言，即兴吟咏，爸爸也吟了两首诗。
1981年秋，世界笔会在巴黎举行。我国派出由巴金为团长率领毕朔望、朱子奇、叶君健等10多位作家、诗人组成的笔会代表团赴法国参加会议。

   1980年爸爸出版了“少年心事—朵花集”的诗集，共三十四首诗，由矛盾先生亲自题写书名。这些诗体现了爸爸忧国忧民、关注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联系古今中外，见景抒情、有感而发。他曾写诗赞安徽省最大的一座人工湖——太平湖道：“天池无此亲切，太湖无此幽深，富春无此清凉，漓江无此烟云，三峡无此青翠，西子无此胸襟，乾隆无此眼福，江南无此水程。”
   韩瀚说，他的心理和情感如同一个少年，岁月磨砺不掉他的少年脾性。1984年爸爸就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英港事议成书感》(四首)，其中第四首为《赠饮者，草签仪式上》：
　　作法为师吾不图，明台有酒德未孤。
　　秋光如许直须醉，健雅周郎属意无？
   1986年9月2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纪念印度友人森德拉尔百岁诞辰，以追怀大师多年为印中友谊呼吁奔走之劳绩。爸爸写到：“我在新德里时有幸与森翁过从，观其布衣隆额行公卿间，坦荡诚挚，风骨嶙峋，复宽和可亲，不觉为之倾倒，及今难忘。”云云。当日，他《金缕曲》云：“我亦蹉跎久。卅年来，冰川望断。炎南故友。官道咸阳音尘歇，白马长安立瘦。记不起，从前胜游。独忆森翁目如电，问后生到此心凄否？百代计，谁信守。君生丁亥吾己丑。一霎间，锁摧镣折，无独有偶。才过旌旗风雨作，百废待兴成愁。何时是，国丰人寿？新命旧邦神杲杲，这东方须尔长携手：期共进，且好求。”

   爸爸除了写诗、散文、杂文外，还同妈妈一起翻译一些文章和书籍。
   爸爸翻译生涯是从1946年翻译《列宁传》 开始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又翻译、校对过不少具有社会影响的作品，如《苦寒的拂晓》、《美苏泠冷战史话》、《美国俚语大全》、《美国梦寻》、《预测与前程》、《未来的冲击》、《天下风云一报人》、《劫后人语》、《百岁人生随想录》、《烈药》、《旅华杂咏》等。他还参与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帮助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翻译李白诗选。七十年代他领衔的翻译班子署名 “齐沛合”翻译的“基辛格”一书被认为是“诸多各国外交人物传记中的上品，迄今无过之者。”爸爸深厚的中文功底，加上英文语言和文学方面的造诣，使他的译文风格有独到之处，对英语词汇语态的准确理解和中文词汇恰到好处的运用，让不少人赞不绝口。他常说：“在语言文字上的反复推敲是最下功夫的。”为了一个词和句子往往翻看查找许多中外书籍。凡到家里做客的人的第一感觉是：你们家的书真多呀。的确，家里的装修摆设很简单，但客厅书房和卧室四周的墙上都是书，写字台上摆满了爸爸写作、翻译用的参考资料和中外文稿子。爸爸酷爱看书，有钱就买书。有一年他去香港开会，当时大陆和香港还未开通，回来时他把所有的钱买了两麻袋书，别人都好奇的看着他。平时，他有时间就去逛旧书店，经常忘了吃饭，一呆就是一整天。他常说，这些古今中外的书都有参考价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他珍藏了许多古书和中外工具书。他的床头上放着各式各样的书，经常看着书就睡着了。

   爸爸退休后非常喜欢出游江南，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心情，他喜欢到他曾经学习、工作过的扬州、上海、南京和出生地杭州，那里有他童年和青少年时的记忆，北京不是他喜欢的城市。有一位记者写道：“近十次的登门拜访，倾心交谈中，毕朔望的骨子里不时地透露出来的浓重文人气息，令笔者感到，毕朔望莫非误入仕途？”的确，在家里他的生活很随意，对人和事没有刻意要求，而是顺其自然。在衣着上更是很随便，怎么舒服怎么来，不修边幅，秋冬季穿着硕大的睡袍，一双绒布拖鞋。有人说，他的身材粗壮结实，额宽嘴大，再加上这般装束，真有一副“巴尔扎克”的样子，特别他那说话声如洪钟和如雷贯耳的咳嗽声，使人感到他底气十足。到了夏天他总是光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个缅甸的“沙龙袍”，就是将一块布包在腰间，采访者来时，偶尔也能遇上这身打扮。

   凡和他接触的人不论老人，还是年轻的朋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为人豪爽、率直、健谈可交心，他总是强调一个“真”字，也就是常说的“真实”、“真诚”。他讲话非常简练、干脆，是非分明。他最不喜欢听的话是：还可以。一听到说“还可以”，“还行”的时候，他会马上就问：“到底是好，还是差？说可以，等于没说。”每当我们从石家庄到北京探亲时，进门他就把我和育琦叫到书房认真地问我们的生活、工作及家庭的情况，向我们了解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最后总是很明确地谈出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毫不隐讳，说完就起身离开。他讲话从没有废话、套话、空话，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搞定，一般谈话不超过半个小时。他与我们通信也是十分简练。有一年他同妈妈到石家庄看我们，走后写来一封信“育琦、桃李并晖晖雷雷：国庆前后来石一段，家居生活十分愉快，竟可说喜出望外。家庭兴旺、和睦、身心与时并进，人际关系通和，起居宽敞，且善自娱…实比许多其他人家为好。盼你们珍惜这个岁月，向更高的境界前行。我们均好，有消息当函电相告。”不论信写的长短，最后总要向我的公公婆婆问好，都要提醒我们注意营养，防止过于劳累。每当我们翻看他的每封来信，欣赏他那柔韧有力的笔锋，感受他对子女的关爱时，总有一股股暖流向上涌动。

   爸爸一生都爱看报，关注国内外新闻。他忧国忧民，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由于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以及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缘故，他追求民主自由的心情非常迫切，对国民党的专制深恶痛绝，他希望党内能够畅所欲言，对党内的贪腐现象更是非常气愤。每当朋友到家聊天时谈起一些人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时，爸爸总是恨得咬牙，甚至拍桌子：“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再这样下去真要亡党亡国了！”随着年令的增长，我发现爸爸的心理总蕴藏着许多忧虑和焦急，说话变得更加激昂慷慨了。有人说，看破红尘心就静了，可爸爸一辈子都还是那份少年情，那颗少年心。
   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爸爸妈妈从来就没刻意要求我们考什么大学，学文科还是理科，学什么专业，将来成什么“家”等。他们总是尊重我们个人的兴趣和选择。报考大学时，按我的第一志愿该报北京大学，可因为我有个表姐在南开，就报了南开了。这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做主，顺其自然。就连我的婚姻，也是尊重我的意见。育琦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我们两个家庭环境反差较大，在征求爸爸妈妈意见时，他们不仅没反对，而且还鼓励支持我的选择。妈妈说：“只要人品好，志同道合，家庭不是主要的。”她还说：“你小时候在国外生活，回国后一直住校，后来又学了理科，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缺乏了解。你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他们的支持，增强了我的信心。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爸爸越发想经常出游江南，甚至想在那里常住。扬州、苏州、无锡的古朴典雅，充满诗意的园林、古迹是他最向往的。我在1985年去扬州开会时正好遇上爸爸妈妈在那里游玩，他们是在厦门开完笔会，又去妈妈的老家福州探亲，之后才来扬州的。看上去他们的心情特别好，还不时的开玩笑。可是没过两年，他们的孙子毕以文出生后，妈妈只能在家里照料孩子，无法陪伴爸爸了。爸爸只好单独到南方会友，住在朋友家中。1991年7月1日妈妈病倒了，住在北京天坛医院，被确诊患了胃癌，爸爸当时正在南京，当得知这个消息时，南方正闹水灾，由于买不上机票推迟了四天才回京。来到医院时，妈妈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妈妈的病会发展得如此之快。7月19日下午4点半妈妈与世长辞了。她走的是那么急促，使大家难以接受，全家都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爸爸写下了“哀家寄语”，沉痛悼念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词语简练、深沉、感人，对妈妈一生的思想和为人作了生动的表述和贴切的评价。爸爸在妈妈墓碑上的题词是“遗爱在人间”充分体现了他对妈妈的缅怀之情。过了一年后他与黄鹂结了婚，但后来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黄鹂家务事缠身，奔波于南京和美国之间处理孩子们的事，她没能来看望爸爸。

   爸爸的痛风病日趋严重，走路很不方便，他的心情寂寞悲哀。后来得了脑血栓和脑瘤，神志就越来越不清醒了，不能下床活动。在稍微清醒的短暂时刻，见到育琦的小弟弟育琨，还向他提起老子的思想，见到我女儿的丈夫王念时，说他大智若愚。诗人的本色始终未变。

   1998年春节后，他的病情加重，输液的作用不明显，身体逐渐衰竭。1999年凌晨6点35分离开了我们。最使我内心愧疚的是，没有能够满足他回到杭州出生地看看的愿望，更让我后悔的是，在爸爸病重期间，我没能够多陪陪他，因为当时我正担任石家庄市科技情报所所长，工作较忙，很难抽开身。我向组织提出辞去所长职务，没有同意。我只好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在医院和妹妹们轮流照顾爸爸。可爸爸的病情不见好转，于是我想不能因为工作，在关键时刻放弃对爸爸的照顾。1999年3月，在我再三要求下，组织上同意我退居二线，正当我准备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爸爸时，爸爸没能给我机会。4月2日下午我到了北京，看到爸爸躺在家里的病床上输液，已经昏迷不醒，我心如刀绞，难受极了。第二天也就是4月3日早上6点35分一颗充满激情的心停止了跳动。当时我没有哭，我想这对久病的爸爸来说，也许是个解脱，他要到天堂里去和妈妈相会了。
   爸爸与妈妈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每当我看到爸爸在墓碑上的题词“遗爱在人间”五个大字时，他们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眼前，总觉得他们没有走，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
                                      
                                                           2009年3月28日
                                                               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