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时光 各路杂家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 16:35
原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52年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八个部级办公大楼和 ...

九十年代笔者拜访原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庄先生时，向她询问五十年代王秉忱还曾设计过什么建筑，蔡总脱口而出：“东湖的九女墩就是你父亲设计的。”我专程到东湖瞻仰九女墩。碑体的设计风格和造型简洁而别具匠心，尤其是上方的三个小窗令人浮想联翩，三三得九，我猜想父亲在设计之初，一定为这三个透空的小窗设计过九座风铃……


图 19： 东湖九女墩

王秉忱在五十年代武汉市的市政规划中也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讨论为一元路江边新建成的公园命名的市政办公会上，有人提议叫江滨公园，王秉忱听了说，“江滨”不如“滨江”高雅上口，他的建议得到一致赞同，从此，“滨江公园”这四个字走进了江城半个世纪的历史，直到前几年才改名为汉口江滩。

1958年王秉忱参加过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划设计并负责绘制过武昌洪山广场及周边成星型辐射的街区规划蓝图。今天徜徉在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令人心旷神逸的街区竟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规划的。






图20：王秉忱在洪山广场方案沙盘前留影，中图为洪山广场方案沙盘，下图为2004年的洪山广场。

1958年，北京筹备十年大庆，计划修建十大公共建筑，因为时间紧迫，北京市政府联合中国建筑学会，向全国建筑界求援，得到举国响应，短短3天之内，全国17个省市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湖北派出了鲍鼎、王秉忱和殷海云。（见《中国建筑报》2005年《国庆十大工程的产生和确定》一文）

王秉忱在参加北京十大建筑设计期间，为公安部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国家政法大楼做了一个二十五层大楼的设计方案，后项目因经费问题取消。




图 21：王秉忱为国家政法大楼作的设计方案和沙盘模型

1957年前后，武汉市决定重建黄鹤楼，王秉忱代表中南建筑设计院做了黄鹤楼设计方案，并亲手绘制了黄鹤楼的设计方案图纸。1959年后，国民经济出现问题，黄鹤楼项目下马。随之而来的是十多年的文革动乱，黄鹤楼的设计图纸被锁进了中南设计院的档案室。1984年黄鹤楼按照中南建筑设计院的新设计方案重建。尽管新方案和王秉忱在五十年代的方案没有联系，但由于两次方案都是参照明代黄鹤楼的原型，人们不难看出这两份设计图纸风格和形式上的一致。




图 22：1957年王秉忱设计的黄鹤楼方案

1959年，王秉忱主持了武汉市重点规划项目武昌火车站的设计项目，《长江日报》曾特地做了报道，并在第一版刊发了王秉忱和何浣芬两人在设计台前的照片。从六十年代以来，武昌火车站一直是武汉市客运量最大的火车站，直到几年前才在原地重建。

1960年前后，王秉忱负责在武汉解放大道的一批高层住宅大楼的设计任务。由于武汉地区夏季炎热，从而给高层住宅的设计带来不少新的课题。他和他所领导的团队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和实施办法。原中南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高介华先生，曾于2015年还专门撰写文章，回忆当年他在王秉忱领导下获得武汉市住宅设计方案竞赛奖的故事。



图 23：1960年代王秉忱领导设计的解放大道内天井住宅大楼和亲笔题字。

六十年代，《建筑学报》创刊后，王秉忱应邀在1962年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住宅设计探讨的学术论文。他的这篇论文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总结了在我国闷热地区设计住宅的经验和教训，是当时全国不多见的建筑科学学术研究文章。

汉口武圣路高架桥旁，至今还矗立着一座王秉忱领导下完成的适应闷热地区的住宅楼。这栋建筑设计新颖，大方实用，在当年国内同类建筑中绝无仅有，王秉忱自己也很满意，曾多次实地考察拍照。然而1964年后，该设计被点名批判为标新立异的修正主义设计产物。


图24：王秉忱领导设计的有独特遮阳散热功能的试验住宅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柯俊是王秉忱的表弟，柯俊先生在回忆王秉忱的时候说，五十年代里，他经常因出差在京广线上往返，发现武汉以至中南地区的建筑既有民族特色又显得线条简洁开朗的共同特点。柯俊先生指出，王秉忱兼有深厚的专业训练和多年的建筑设计经验，这使得他事实上是中南地区建筑设计行业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王秉忱的建筑风格和他的设计思想在五六十年代影响过整个湖北和中南地区。

1957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正式改名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全国六十位理事的名单中，王秉忱是湖北省入选的两位理事之一（另一位是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鲍鼎）。

当年全国建工部的五大设计院的总工和资深建筑师大半都是王秉忱的同学和朋友。在武汉建筑界，他是建筑行业争相邀请作专业讲座的热门主讲人，他是建筑行业众多职业培训的顾问，又是后辈年轻同行的良师益友。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张良皋教授至今仍记得，他在四十年代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初来武汉及五十年代在武汉工作时，王秉忱都对他有过许多帮助和业务上的热心指导。

王秉忱在专业方面的能力和成绩虽然从五十年代起就已得到国内建筑界的承认，但他深受自己资方代理人的经历和妻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身份的牵连，政治上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1955年，应国际建筑师协会的邀请，中国建筑学会组成了一个包括杨廷宝、戴念慈、吴良镛等知名建筑师的访欧代表团，名单中原有王秉忱，然而，王秉忱最后因政审未能成行，为此王秉忱一直耿耿于怀。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王秉忱受到审查，设计院组织运动骨干实施抄家。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时，武汉市组织武汉地区重点设计院的一批高级工程师对党提意见。王秉忱在会上曾以1955年的抄家为例，表示了自己对于“肃反运动”的不满 。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在中南地区建筑设计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他没有因为这次的发言被打成右派。

1959年建工部成立了建筑科学研究院，王秉忱奉调到北京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调令也已经发出。由于此时的王秉忱正值建筑生涯的高峰，中南建筑设计院反复讨论，觉得不能让王秉忱走，最后由设计院组织出面，又把王秉忱从建工部硬要了回来。

1956年，政府重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王秉忱被指定为湖北省政协委员，以后又参加了科技界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缺，王秉忱在1960年一年中体重就下降了10多斤。以后王秉忱被湖北省政府列于享受特殊物资补助的在汉300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情况得到改善。


图25：三年困难时期的王秉忱
六十年代初期，武汉市城市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在武昌马房山成立，王秉忱受聘为兼职教授，教授建筑学。

1964—1965年间，王秉忱被湖北省政协选派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半年。


图 26：1965年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受严济慈等中央领导接见。第二排右一王秉忱，第一排左三严济慈。

1965年，王秉忱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回院，曾参加过第二汽车厂的选址和指导河南郑州体育馆的设计。然而，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时的王秉忱已经明显感觉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已越来越难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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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2 16:55
九十年代笔者拜访原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庄先生时，向她询问五十年代王秉忱还曾设计过什么建筑， ...

1966年6月，中南建筑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中南建筑设计院第一批被院党委抛出的运动对象，作为第一批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交群众批斗，罪名从“漏网右派”、“反动资本家”到“三反分子”，王秉忱被停职、抄家和在院内监督劳动，大会小会批斗，以后更成了设计院党内派系斗争双方都用来指责对方重用阶级敌人的口实。


图 28：“文革”中的批斗场面（王秉忱不在画面中）

1968年的一天，王秉忱因高血压在汉口家中休养，院中开来一卡车设计院的造反派，进门就质问王秉忱为什么不上班，王秉忱拿出医务室开出的病假单，却被来人一巴掌打掉，接着就是一个耳光，随后拖上大卡车，挂上名字打了叉的牌子，在一路的口号声中，被从汉口“架飞机”押回武昌。

1969年，受武汉煤炭设计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的所谓“反共小集团”的牵连，王秉忱在院内被单独隔离审讯达半年之久，多次受到拷打。王秉忱曾亲口对子女说，最难忍受的就是24小时不停的疲劳逼供审讯，1000瓦的强光照射，不许睡觉，一闭眼睛就被打醒…… 此案后经证实纯属虚有，既无结论，也无赔礼道歉，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据说有关领导曾考虑过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对于技术人员王秉忱的政策，由刚刚到任的军宣队负责人找王秉忱谈话。王秉忱以为自己的事情终于有人管了，怀着多年的委屈，当面问这位军代表，“我倒底有什么罪？”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这位军宣队负责人，他当场发飙，拍着桌子指责王秉忱“反扑”。几天后，设计院革委会就以“对抗运动”为由，专门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将王秉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致使王秉忱在文革中打扫厕所和全院清洁卫生前后长达七年之久。

1973年，王秉忱被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落实政策，设计院有关部门原本安排王秉忱到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工作，然而多年未能工作的王秉忱此时并未消沉，他在回家和亲人子女商量后，向设计院有关部门提出自己希望还能做建筑设计的本行工作。相关部门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回到设计室，悉心参加了当时设计室承担的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项目。

此时的王秉忱因多年的高血压病得不到治疗，早已是以严重冠心病之躯带病劳动和工作。他很快就发现他抖动的手已拿不住画笔，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经过在院内简单的抢救，王秉忱被送回他在汉口的家中，而事实上王秉忱在汉口的住房早在“文革”初期就已被冲击掉，所谓的家，只是一间10 平方米的房间，从1966年以来，王秉忱就是睡在公共厕所旁的一个没有窗户的过道里。

王秉忱晕倒在设计院会场后，没有被送到医院，有关部门只是电话通知王秉忱的儿子把王秉忱接回家，之后就不闻不问了。如此冷漠的态度，终于在中南建筑设计院与王秉忱过去长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之间激起不满，傅曾佑（结构主任工程师）和何浣芬（设计主任工程师），冒着被指责同情阶级敌人的政治风险，相约去找了当时设计院领导，希望领导出面过问王秉忱的病情。设计院干部部门借口无能为力，迟迟不作为，最后还是何浣芬借一次市里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的机会，直接向当时刚刚出来工作的武汉市老市长刘惠农反映王秉忱的病情，在刘惠农市长的亲自干预下，才将王秉忱送进武汉市第一医院住院就医。

在随后的两年中，王秉忱养病在家，他的冠心病逐渐加深到了每天都离不了硝酸甘油的地步。


图29：白天，王秉忱会撑着拐杖蹒跚来到他曾为之冠名的滨江公园，眺望滚滚东去的长江。



图30：夜间，每当四邻的喧嚣使他长夜难寐的时候，他常会坐在楼梯间下的那张小桌子旁，整理扫“四旧”后残留下的历年建筑工地的照片。只有挂在楼梯间墙上的那张当年他为设计黄鹤楼所画的黄鹤楼全景透视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黑洞洞的过道里住着一位在建筑工地上奔波了四十年的老建筑师。
怀念和重访自己曾经参加设计的众多工程项目是王秉忱晚年最大的精神藉慰。1974年，在听说他曾经参加领导设计过的东湖风景区行吟阁和屈原雕像都毁于“扫四旧”后，痛心不已，特地找出文革前他自己拍摄的行吟阁的底片，亲自冲洗加印，还在照片反面写下了“东湖方亭和屈原像现已无存，印此留念。七四年四月”。1975年王秉忱还专程到他当年参加领导设计的武汉电视台前摄影留念。


图31：王秉忱为毁于“文革”中的行吟阁和屈原雕像的老照片题词

图32：白发苍苍的王秉忱在武汉电视台前

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日子里，王秉忱也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样，感觉到了国家和人民新的希望，有一件事还使他脸上挂起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

1975年，他三十多年前的一位学生，赵中和先生，从西安来看他。抗战期间，十几岁的赵中和从河南农村逃难到宝鸡，王秉忱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从一个工地的学徒培养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施工员。解放后，赵中和入了党，从一个施工员被提拔为西北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主任。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千里迢迢来中南建筑设计院看望王秉忱，却被中南建筑设计院的门房值班人员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几个人围住他盘问，扬言要把他带走。最后，他被带到了干部科，赵中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是国家16级干部，共产党员，王秉忱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他既然不是敌我矛盾，我来看他有什么不行？”干部科的人哑口无言，勉强给了他王秉忱家的地址。

转眼间，1976年到了，“文化革命”也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冬天不算冷，人们都已开始在谈论早春的到来，而王秉忱和他的家人真心期望的只是那久盼未至的人间春色，但是王秉忱已经等不到这即将来临的春天了，1976年春节的前夜，王秉忱在他居住的公共厕所旁的过道楼梯间里，心脏病突发，正月初二，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5岁。

2004年，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作序、杨永生主编的《哲匠录》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哲匠录》的第一部分收录了中华民族四千年来的四百余位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建筑师传； 《哲匠录》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一百年来近代中国的六十八位知名建筑师传：梁思成、杨廷宝、林徽因....,王秉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图 33：《哲匠录》收录了近代中国的六十八位知名建筑师传,王秉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后记

最近有消息传来，宝鸡申新纱厂已于2018年1月19日被工信部宣布列为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父亲王秉忱在抗战期间为宝鸡申新纱厂设计建设的三处建筑已于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们开始在问，谁是这位宝鸡建筑师？谁是王秉忱？王秉忱的七年宝鸡建筑生涯（1939-1946）是一个爱国建筑师在抗战期间交出的一份答卷，他随后三十年的建筑生涯（1946-1976）是奔波在中南地区和武汉市的建筑工地上。

五十年代全国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师王秉忱曾经是五六十年代武汉市建筑界才华和成就无可争议的建筑大师。他的设计作品和与他有关的建筑设计项目，至今在武汉三镇还是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然而在今天的武汉，早已没有任何人知道王秉忱这个名字。就连他当年亲自主持设计的武汉剧院，这座唯一入选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武汉城市经典设计杰作的设计人的荣誉也早已冠上了他人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因为建筑师王秉忱早在1966年就被宣布为牛鬼蛇神，撤职批斗，扫了七年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厕所，一波一波时代的潮流，早在文化革命中就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是目睹着父亲在各种运动中经受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中长大的，我也亲见过文革无故加于他的种种迫害和人身侮辱，在为他感到委屈的同时，我常羡慕那些远走港台、高飞海外的亲友，心中暗自埋怨父亲，为什么当年没有带着我们离开大陆……

父亲晚年的一件事情，让我几十年来一直百思不解。

那是在文革中的1973年，父亲在经历过七年的批斗、扫厕所、关押殴打和各种非人的待遇后，等来了一纸结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安排到设计院技术情报室整理资料。那一年父亲63岁，长期患高血压，患有严重冠心病。那天，他回家把落实政策的消息告诉母亲和我，出人意外地说，等了这么多年，总算还可以干几年，并说他准备申请重回第一线作设计。我诧异这么多年，他居然还没有看穿？工资不少一个，为什么不就安稳地接受一个没有压力的资料室工作呢？面对这种世道，父亲为什么在老病交加中还要为它卖力？

他的要求得到设计院领导的批准，就这样在时隔七年之后，他回到了他熟悉的设计室，悉心参加了当时设计室承担的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只是很快，父亲就发现抖动的手已拿不住画笔，而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

自从他去世后，这些问题伴随了我几十年,随着自己也步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才逐渐明白，像我父母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在生活中去体会人生的意义，而是按照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去生活。我的父亲没有宗教信仰，是他的人生价值观告诉他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

什么是父亲的人生价值观？对于父亲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信仰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他们的人生观是一首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关心的只有家国天下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充满辛酸，他们的故事太沉重，他们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是冬夜拓荒人小屋里的蜡炬，流着烛泪，发着烛光，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感受他们的热和光。

和父亲经历过相似命运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正是他们曾经的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只有一个伟大的文明，才能培养出有这种独特价值观的中华儿女。

（王秉忱108周年诞辰系列纪念文章，2018）

john-2204

祖父王琎的老友查谦


2021-03-14 10:19:23栏目：往事回想 IP属地：江苏省连云港市 0 0 6

到1974年，我已在武汉拖拉机厂从半工半读的学生变成了工人，从学徒变成了“师傅”。我当过锻工、钳工，开过钻床，通过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当上了电工，还是机修车间一个电工班的班长。我并没有忘记小时候要做“物理学家”的理想，“电工”是机械厂里最接近“物理学家”的工种。

一天下午，一位家住武汉大学的新工人，在我的工作台旁，和大家点评起武汉大学的“儒家”知识分子。老校长李达已斗死八年了，大右派曾昭抡死了也有六年，历史系的某某是自杀的，中文系的某某是上吊死的……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从耳边滑过，她讲起了她的邻居，八十岁的查谦（见尾注1） ，最近也中风了。“查谦？是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的院长查谦吗？”我问，“他怎么跑到武汉大学去了呢？”经她解释才知道，查谦的老伴不久前过世，老态龙钟的查谦生活已不能自理，经“革委会”的批准，他已退掉在华中工学院的住房，搬到武汉大学，和他一个在化学系当教授的儿子同住。

听到查谦的名字，勾起我的一段心思。“文革”初期，我去杭州看望祖父，祖父曾提到查谦是他的老朋友。而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祖父就在乱世中死于非命。多年来，祖父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脑海中映现。我为人生的脆弱而哀叹，也为世事的不平而愤慨。“文革”中的工厂里，暴戾虚伪成了人们行为的外衣，无知无识成为年青人骄傲的资本。不用问，多年的工厂生活，我也早就是“言必称革命，往来皆白丁”。然而，心底里，我还是常常留恋过去那些充满真诚和友爱的时光，暗中怀念那些知书达理、循循善诱的师长。我突然生出一个要拜访查谦的念头，我想通过拜访一个祖父的朋友，寄托我对祖父的思念。


我是从许多不同的渠道知道查谦的。据说，早年的查谦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物理学家。国际物理界甚至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谦定理”。我也听说查谦是一个完全与我们革命时代不相协调的学究，据说直到“文革”开始前，这位查院长在会上发言，一开口还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在华中工学院上学的同学告诉我他亲眼目睹的一幕：在一次批斗会上 ，“义愤”的学生们不断用小石子瞄准台上低头示众的查谦，直到一块石子击中他的前额，鲜血顺着面颊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衬衣上……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我按计划过江来到珞珈山，找到那位家住武汉大学的同事，请她把我带到化学系查教授 的家门前。待她离开后，我开始轻轻地敲门。好一会，门开了一条缝，有人在门背后问我找谁。“请问化学系的查老师住在这里吗？”我问。门开大了一点，我终于看清了一张中年人的脸。他当然不认识我，问，“你找谁？”我说，“我想找华中工学院的查院长。”一丝警觉的神情在他脸上掠过，“这里没有查院长，有事请去华中工学院。”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找查院长是私事，不是公事。”接着又赶忙解释说，“是这样的，我的祖父和查院长是过去的同事。”“他现在身体不好，不能会客。”他把住门，显然不为所动。

我顿了一下，却不甘心计划了好几个星期的访问就此结束，又说，“能不能请你先转告一声，我祖父的名字叫王琎。”出乎我意料之外，没等中年人回答我，他的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王琎？王琎？请进，请进来。”随着这句话落音，中年人把门开大了，屋里亮了不少。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就在中年人的身后，紧立着一位白发的老人。中年人让到了一边，我猜测这位中年人可能就是查教授（见尾注2），但我没问，因为我的注意力已转到这位老人身上。我正对老人，定睛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我能想象的任何印象中的老人，这简直就是一个聊斋中的鬼影! 老人穿着一身病房中那种常见的睡衣睡裤，脸色和他的头发一样白，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双颊通红，他的眼睛直勾勾。

我不能肯定他是在望着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还是双目失明，他的两腿显然不能活动自如，只是机械式地前后缓慢移动。“请进，请进”，老人不停地说着，一面往屋里移步。我突然后悔起来，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来打搅一位重病中的老人。他看我站在门外没有动，又连着说，“请进来，快请进来。”我感受到那一连串“请进”声中，有一种很难在当年一般人身上发现的热情和真诚，我跨过了门槛，走进了查教授的家。

和当时一般大学教师的家一样，查教授的家也非常简单，进门的客厅杂乱地放着饭桌、书桌和几张凳子，这已占据了一半的地方。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经过片刻的犹豫，查教授也开始收拾起厅里的杂物。但老人却没有停脚，还在往里面缓行，口里说，“里面请，里面请”他的举动出乎我和查教授两人的意外：再往里走，可就要走进老人的卧室了。查教授对他父亲说，在客厅坐吧。可老人坚持说，“里面好，里面好。”查教授和我只好随他走进了他的卧室。卧室更简单，除了一张常见的双人棕绳床，没有任何家具，连一张椅子也没有。老人坚持要我坐在床边，而他自己就在查教授从客厅搬来的一张凳子上坐下。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和查谦老人终于都坐了下来。查教授送上了茶，屋里静了好一会。查谦用非常缓慢的语调开始说，“令尊祖父季梁先生是我的老学长。”这第一句话，他竟用了“令尊”、“先生”、“老学长”三个与时代完全不相适宜的词。“二十年代，我们在南京一起共事，” 他接着说，“季梁先生比我年长，我大学毕业后到南京高师当助教，他已是留学回国多年的教授了。” 他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一所有国际水准的大学。南京高师师资力量强，基础好，又有一批经历和你祖父相似的留学回来的教授，大家热情都很高，都想用学到的知识，为国家建立一所大学。东南大学能很快就建成，靠的就是师生员工的齐心协力。”接着又说，“季梁先生是化学系的主任，在东南大学的建立过程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23年，我留学回来，曾先后在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其间，季梁先生还曾任理学院的院长，我又与季梁先生共事了好几年。” 老人露出一丝微笑。从笑容中，我发现一种久违的真情。这位老人没有城府，丝毫也不隐藏他的感情。尽管他的瞳孔有点异样，我注意到他的眼神能随着谈话变化，心想，他大概没有失明。

查谦接着说，“当年我们大部分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包括你祖父和我自己，思想都很单纯，一心想走科学兴国的道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团体，叫中国科学社。季梁先生不仅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还是一个积极的组织人和领导者。大家经常在晚上一起开会，讨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各种问题。科学社几乎每月都会组织活动，把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社员联系在一起。中国科学社还办有我们自己的杂志，叫《科学》。季梁先生是学自然科学的，但他的中文和英文的根底都很深，人又严谨认真，因而，他在很多年里都是《科学》杂志的主编。当年做所有这些工作，大家都是尽义务，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做的。季梁先生曾为这些事付出过大量的心血和努力，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敬重季梁先生的缘故。”

我倾听着老人的回忆，想象力也随他的思绪翱翔：我们仿佛来到了二十年代的南京，走进了东南大学的校园，那里没有政治运动，没有阶级斗争，那是一个人人都努力工作，又能和睦相处的天堂……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人大开会时碰到过季梁先生一次，他提到过他有一个儿子在武汉，”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问，“你父亲的名字应该是‘王启东’吧？”“不是，王启东是我叔叔，”我回答，心中却暗自吃惊。多少年了，他居然还记得王琎儿子的名字！“王启东是东南大学建校那一年出生的，所以你祖父给他起名‘启东’。”“王启东三四岁时，长得胖嘟嘟，很可爱，你祖父经常把他带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他在实验室走廊的地板上跑来跑去，我们就会喊，‘启东，起咚，起咚咚’。”

“启东，起咚，起咚咚”，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暴的风吹雨打，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面前，念起了呀呀学语的童谣。要知道，在“文革”当年，作为一个“牛鬼蛇神”，他是属于那种没有权利欢笑的人，笑，也是要有勇气的。我想，谈话一定触动了他深藏在心底的一片珍贵的记忆，因为我注意到，就在他念起起咚咚的时候，他的双眼折射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光芒。那光芒显示着这神情呆滞的老人实在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对二十年代的南京有一片深情，他对他亲手参加创建的东南大学有一片深情，他对曾在科学兴国的道路上共同奋斗过的同志和朋友有一片深情。

我问查谦老人是否知道我祖父去世的消息。他点点头说，我们前几年就知道了，大家都很震惊。他问起，季梁先生有几个子女？有几个孙辈？我告诉老人，祖父一共有三个子女，八个孙儿孙女。话到这里，我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我对查老说，“我祖父有八个孙儿孙女，只有我姐姐一人上过大学。” 或许查谦从我的话音中听出了我的伤感，或许是这句话，把老人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的世界，或许两者兼有，他突然大声说，“你们现在好啊，你们现在好啊。在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我们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惟有读书高’。你们今天可以选择的路很多，行行出状元啊。” 记得当年，我一直以为这是查老一句言不由衷的话。直到几年后，我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研究生，开始学会换一种方式思维，这才体会到他说那句话的苦心：他知道伤感和生不逢时的心态对我毫无用处。他是以他那一代人的眼光提醒我，不必怨天尤人，要自强不息。

结束了和查老的谈话，他送我从房里出来，碰上在客厅里等候的查教授。查老对他儿子说，你应该记得季梁先生吧？那年你大学毕业时，我还叫你写信去请教过季梁先生的。查教授摇摇头，表示记不起来了。我在一旁暗想，这位老人实在天真，这是什么年代！要是真把他的儿子也扯进这些陈年旧账里，还不知会给查教授带来多少麻烦和脱不了的干系？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那位家住武汉大学的同事走过我的车间，特地绕到我的电工房，告诉我，查谦死了。“春天里，查老感染了肺炎。以前每次打过青霉素就会好。这次送到医院，医院说，青霉素用完了，他在医院躺了两天，就死了。”她说。 我没有说话，心想，死，对查老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他的灵魂一定去了东南大学，那里有他的激情，有他的理想，有他的“中国科学社”，有那弥漫着人性的校园，有那充满人情味的实验室走廊……我又想，祖父在天国里，又多了一位老朋友。至于我，人生的路还要奋力向前，查老不是说过，“行行出状元!”

【注1】：查谦（1896-1975），字啸仙，安徽当涂人，养父查秉钧为晚清翰林。191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助教，1920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1927年后，先后任教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曾任中央大学教务长，1932年参加创办武汉大学物理系，任物理系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1949年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与朱九思一同创办华中工学院，朱九思任党委书记，查谦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直至1975年。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译有《向量分析》、《理论物理》。二三十年代，查谦是王琎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工作时的同志和好友。

【注2】查教授即查谦之子査全性，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在1977年邓小平召集的科学教育座谈会上，査全性被誉为是倡议恢复高考的第一人。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4-12-30 15:33
　　
　⋯　江苏学政，是要巡行江苏全省，替皇帝选拔多士，在清朝这个官制，算是钦派在一省的钦差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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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中国

王天骏的专栏

科举制度的秀才对应今日教育体制下的哪一个等级？
2021-01-20 22:51:15栏目：东西文明随笔 IP属地：IP未知 618 0 9

这两年在整理我曾祖父王士骏的几本残缺日记中，对科举时代的教育制度有了一点了解，过去一直不明白，秀才就是秀才，为什么又称生员，生员就是生员，为什么又分什么县学生员、府学生员？原来生员本身也是一种身份标志，一般考取秀才后，其中一部分，特别是新科秀才，会由政府提供津贴（相当于今天的助学金）养起来，作为今后参加乡试考举人的人才库，否则考取秀才后，如果为生活计，还得回去种田，那下次乡试，怎么可能考上举人！

由国家养起来的秀才，经过评定，按府、州、县三级，分为府学、州学、县学三种学校的生员（学生），课程内容都是差不多的，学生是否成才，也不一定就是决定于你是哪一级的，州学生员平庸的大把，县学生员出类拔萃的也比比皆是。

我曾祖父考取秀才后，被录取为浙江台州府的府学生员。从他的日记看，台州府的府学可能就是一个虚设的，因为他事实上他这个台州府的府学生员，一直是在杭州的三所顶级书院（紫阳、崇文、同文）游学，拜晚清国学大师、紫阳书院的主持俞樾为师（章太炎就是俞樾的关门弟子）。通过他日记的有限的记载，使我对当时读书人的学习过程，知识范围，思想动态，以及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过程多少有了一点了解。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综合能力，讲究国学经典的掌握和演绎，所以才有从小学到老，学的都是四书五经那一套。大学中庸的那几句话，从启蒙开始读起，读到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题目都是大同小异，但是不同水平的读书人，对于经书的理解的程度就是不一样，引经据典发挥的能力也不一样，一个同样的题目，比较秀才、举人和进士的试卷，水平立马见高低！

反观西方的教育体系，古希腊时代也是讲究综合演绎，如自然哲学，谁都可以一套一套的高谈阔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Academy）”，也不分什么小中大学制。

启蒙运动之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的演绎法过时，科学革命偏重实验验证求真，任何事情都要寻根问底，知识讲分科分类、知识的方法论上除了演绎分析，更强调科学归纳法，学习分阶段，重视循序渐进，近代西方的学校，知识可以量化，教材可用学分来衡量，批发变零售，小学生学算术，初中学四则运算，高中学代数，大学生学微积分，这种传授知识的办法对于科举时代的教书先生来说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西方的学校兼有为普通人打下知识基础和培养学者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小学、中学、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学习，学到进入社会前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学生，会通过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习阶段，走上教授学者的道路。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是培养学者和官吏的，科举时代有秀才的功名的，都不会再去做普通人的工作了，他们的终身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我曾祖父日记中，记载过他在福建福清出差，被福清知县拉差，去改当年秀才考试的第一关“县试”的试卷，他两天里看了近一两百份试卷，只录取了两人，可见其难度，对比西式小学的小学升中学，绝对不可能一个班只取一两个人！王士骏后来在福州，因为有拔贡资格，被福州知府拉差，去改秀才考试第二关“府试”的卷子，情况基本也差不多。

一个秀才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综合以及演绎能力远在一个中学生之上。中国的学校，即使是一般理工科院校，无非是一门课、一门课灌输、考试，保证学生掌握一些有用的知识，并不要求学生要有对于本专业有综合演绎的能力，一个好学生把书本知识吃透，课程老师就已经很满意了，毕竟中学生和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学点知识应付日后的工作。一般大学培养学生，也只要求掌握一定的知识，并不是按照学者的要求去培养。

普通美国大学的大学毕业生，除了毕业考试，一般并不要求准备有分量毕业论文，只有顶级的大学可能要求毕业前交一篇有研究水准的毕业论文。毕竟美国的普通大学不是以培养学者为主。

普通中国大学生同样也是以学到能拿学位的知识为满足。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过去偏重纲常名教的建设，所谓提倡学以致用，主要关注学生今后的安身立命和仕途发展，并不把研究宇宙自然知识放在和学习人文知识的同一个水平。到了今天，这种经世致用的学习态度，更成了中国特色求知的实用主义！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毕业，“没用”的知识知道得越少越好。

相比之下，中国的科举教育，即使是启蒙的私塾都已经是把小学生当学者来培养了。科举制度培养一个秀才，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系统了解，达到研究学者的水平，这种水平是软指标，一篇合格的秀才的作文，都能够将儒家的价值观演绎发挥到淋漓尽致。

事实上，无论中西方，只有相当优秀的一流文科大学的尖子学生才有将自己理解的文化价值观演绎成一篇合格的文章。

总而言之，如果一定要我评价科举的秀才应该对应今日教育体制下的哪一个等级的话，我以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秀才，相当于一个一类大学的优秀大学毕业生！

以此类推，科举时代的“举人”相当于美国一二类大学的普通成就的博士（小博士），小博士是指对本专业有过全面的掌握了解，针对某课题经过系统研究有心得和结论。

“进士”相当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博士（所谓大博士），大博士是指在本专业学术贡献突出，大博士的博士论文和研究成果会被同行引用，对本专业一般都有学术上的突破。

石堡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4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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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中国

秀才就是命题作文，可以比高考录取者。秀才到举人，重在八股文的揣摩，说不上写学术论文。进士的八股文章，可以传世的也非常罕见。

秀才的资历等同监生，监生就类似大学生。清末国子监并入了大学堂。

实际上，清末大学堂的预科毕业授予举人身份，本科毕业授予进士出身，高材生授翰林。大学毕业学资明显高于秀才。
只不过由于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大学招生从清末的数百，到民国的上万，到改开前期的几十万，现在的上百万（传统正规大学），看上去不那么值钱了。

john-2204

石堡 发表于 2025-1-4 21:07
秀才就是命题作文，可以比高考录取者。秀才到举人，重在八股文的揣摩，说不上写学术论文。进士的八股文章 ...

感谢分享！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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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彭德怀的真正“克星”
最新文章

同舟共进

金振林
2014-04-15 08:04

[摘要]黄维曾跟我多次重申，说国民党不抗日，是不符合事实的。


黄维（1904.2.28～1989.3.20），号悟我，蒋介石为其改号培我。江西贵溪盛源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淮海战役时任十二兵团司令。1948年12月15日，44岁的黄维在双堆集突围被俘，当了27年囚徒。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时，已满71岁。
1987年夏季，黄维随全国政协休假团到湖南衡阳休假，笔者与他相处半月之久，他破例敞开心扉，与笔者畅谈许多鲜为人知的心里话。一年半后，赴台湾前夕，不幸心脏病突发，驾鹤西去。他的谈话，可视为暮年心迹的真实表露，故记述于此。

宋美龄与磨镜台

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雄峙于河中大地，而海拔六百多米的磨镜台，群山环抱，绿荫如盖。夏日，长沙气温达四十摄氏度以上，磨镜台却温暖如春，只有二十度左右，是避暑消夏的胜地。蒋介石宋美龄曾五到磨镜台。

1987年7月末，全国政协休假团一行30余人，下榻于南岳磨镜台宾馆新建的五号楼。
众多委员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多次提到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沉，在晨钟暮鼓中，人们总能看到一位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老者，身着浅灰色派力司上衣，脚踏圆口布鞋，手拄拐杖，在山阴道中漫步，累了就双手扶着拐杖，昂然屹立，神态矜持。陪他漫步的是一位六旬妇人，讲一口苏北话，后来才知，她是黄维的第三任夫人史大姐。

磨镜台来了个大人物，媒体当然趋之若鹜，无奈都碰了一鼻子灰：“老头子挺顽固，无可奉告！”当时正好在此主持笔会的我对此颇为好奇，很想探索这位“南岳怪客”心灵深处的奥秘，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于是我寻找机会，跟苏北老乡史大姐套近乎。我们攀谈时，黄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跟史大姐熟识后，我便常常伴老两口饭后散步。一天傍晚，我们走到五号楼下边一块巨石旁边，黄维用拐杖指着巨石上磨盘大的石刻上，涂了红漆的“祖源”二字，打听它的由来。

我说，南宋七祖怀让和尚常在这儿用砖头磨石头，从而感悟了对面小山上不同宗派的和尚马道一，归顺南宗怀让。“1943年2月18日，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就是以磨镜台的传说结束的。”
黄维很感兴趣，因为宋美龄是他十分尊重的校长夫人，“蒋夫人也来过南岳？”
⋯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3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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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彭德怀的真正“克星”

“来过多次，第一次是1932年11月2日，蒋介石伉俪在陈诚、何键陪同下，在一号楼住了四天。抗战期间也来过好几次。”
“我知道，蒋夫人的演说轰动海内外，但不知她还谈到磨镜台。”黄维饶有兴趣。

那是1943年12月，为了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受蒋介石之托，出访北美，宣传中国抗日的宋美龄，出席了美国国会为她举办的专题演讲，发表了《战争与和平》的即席演说。

最后，以磨镜台的传说结束了演讲：“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衡山地区，叫磨镜台的传说。一千余年前，衡山地区有一座古庙（即福严寺），庙中一位住持（即七祖怀让和尚），天天在石头上磨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一个小和尚（指马道一，与怀让不同宗派）问他：‘住持师父，以砖磨石，究何为乎？’住持答道：‘余欲磨砖成镜。’小和尚说：‘住持师父，磨砖成镜，不可能也。’住持说：‘这与你整日念阿弥陀佛以求福祉是同样不可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我是说，我今日对贵参议院诸位参议员，以及旁听席上的诸位女士与先生，愿更进一言：吾人之诸领袖，倘无吾人全体积极协助，不能实现此种共同理想。此磨镜台故事之教训，乃诸君与余深切领会者也！……我们不但要有理想，而且应以实际行动实现此种理想！”参议员们都为宋美龄的真诚所感动，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磨镜台的古老传说，也随着宋美龄的演讲而蜚声海内外。

黄维微微点头，似有所悟。磨镜台的故事似乎叩开了黄维的心门。

彭德怀真正的强敌
黄维从黄埔一期毕业后，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屡建功勋。他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34岁当军长，44岁当十二兵团司令，在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自有辉煌的一页。

我首先与他谈起1932年1月，驰援赣州时，与彭德怀交战的往事。对于攻打赣州，彭德怀至死也没弄明白，让他头破血流的不是马昆，而是真正的“克星”--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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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3 17:00
“来过多次，第一次是1932年11月2日，蒋介石伉俪在陈诚、何键陪同下，在一号楼住了四天。抗战期间也来 ...

“文革”时期，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写的交代材料，去世后被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书中写道：赣州城“久攻不克，（敌）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回，屯兵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此事直到1965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史料上很少看到彭德怀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可见在他戎马一生中，此战教训是何其沉痛。

当我向黄维提起这段往事时，他先对马昆的回忆文字表示不屑：“马昆瞎吹，我已在文史资料上给予补正。”（笔者查，为《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黄维《对〈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的补正》）。

“那么，请您谈谈真实情况好吗？”
一提起赣州之役，黄维顿时目光炯炯：“红军围攻赣州时，十八军兼程驰援赣州。我是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二旅旅长，在沙地驱逐红军的游击队后，直抵赣州北门，架成浮桥，在黄昏后率部三个团入城，立即接替北门、西门、南门的城防守备。当夜，红军在东门爆破城墙，部分突入城内，经马昆旅反击，被打出去。又经四五天，工兵营坑道挖成后，师长罗卓英命令总攻，三十二旅于夜半后，由坑道潜出城外，六十五团围困红军一个师，从师长侯忠英以下全部俘获。彭德怀只知马昆……嗯，都过去五十多年了。”

“黄老当时多大年纪？”
“刚满二十八岁！”他颇为得意地说。
“彭德怀比您大六岁，陈诚也比您大六岁。”
“对的！”黄维附和道，提起陈诚（1898～1965），他肃然起敬。如果说，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陈诚则是“恩重如山”。
陈诚一直是黄维的顶头上司。黄维30岁接任陈诚的十一师师长；34岁时接任陈诚的十八军军长；陈诚任国防部长，黄维为后勤部副总司令，人们称他是“陈诚的影子”。
无奈，成亦萧何，败也萧何，造化弄人。

淮海战役时，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而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对黄维的评价是：“书生不宜典兵。”他想要让自己的亲信出任十二兵团司令，从而削弱陈诚的势力。蒋介石左右为难，遂让林蔚去上海，征求在那儿养病的陈诚的意见。陈诚在他的两名爱将黄维和胡琏中，选择了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而胡琏（1907～1977）成了他的副手。
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双堆集被围时，被毛泽东称作“狡如狐，猛如虎”的胡琏，把最新式的坦克让给黄维，自己坐上旧坦克，成功逃脱，而黄维坐的新坦克，走了十四里，离友军仅剩四华里时，抛锚了，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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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3 17:10
“文革”时期，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写的交代材料，去世后被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书中写道：赣州城 ...

一将功成万骨枯

黄维的成名之战，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谈到罗店之战，黄维既兴奋又沉重。这场战役，应了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当时担任十八军六十七师师长，在罗店死守一周，打到最后，手下三个团长，一个战死，两个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阵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连一个团都凑不上，非常惨烈！”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赴上海，没有安排自由活动时间，可身为政协委员的黄维坚持要去“八一三”淞沪抗日旧址凭吊，他公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的兄弟死了数千人。我不赞成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特别是抗战之初。”
在南岳磨镜台，他与我熟识后，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抗日，从三万人抗到一百万！”

淮海战役--黄维的伤疤
1948年12月15日，44岁的黄维在淮海战役的双堆集突围战中被俘，当了27年囚徒。这场战役可谓黄维心中永远的伤疤。
有一次在磨镜台，我和宾馆副经理彭爱菊曾专门请他谈淮海战役，他至今仍称之为“徐蚌会战”。他显然不想多说，于是轻描淡写：“胜败乃兵家常事，徐蚌会战，败就败在杜聿明指挥失误。”听说有一次黄维对采访者吼道：“咱们各退二十里，再打一次！”可见他是不认输的。

另一晚，黄维的兴致挺高，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我很想再让他谈谈淮海战役及在战犯所的种种，于是小心翼翼地问：“前段时间我翻阅香港报人唐人写的《金陵春梦》第八册，写到1949年11月，在安徽宿县双堆集，你和你的副司令胡琏、吴绍周突围的情况……”我故意省略他和吴绍周被俘的话题。
谁知，黄维像被电击一般，倏地一下从椅上站起，怒不可遏地说：“胡说八道，我要控告他！”
淮海战役是黄维永远的痛，我无意中刺痛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一时气氛很尴尬。稍停片刻，我多次安抚，并言明唐人已于1981年底在北京病逝了，他才稍稍平息下来。

他仍是那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徐蚌会战，败在杜聿明指挥失误！”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即使到了1987年，黄维心中的块垒依然耿耿。这些已去九泉的老人，对于那些历史旧账，是是非非，是纠缠不休，还是握手言和？我们无从得知。

在战犯所的“冥顽不化”

后来，黄维又谈到在战犯所的故事。黄维原名“悟我”，后改为“培我”。可就为“悟我”“培我”之名，在战犯管教所里，他曾跟学习小组长打过一架。
在战犯所，他对学习小组长邱行湘没有好感，认为这个原陈诚的卫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可邱行湘不服气，反唇相讥，在会上揭发道：“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后题字落款错写成‘培我弟惠存’，黄维就此改称‘培我’。嘿，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黄维顿时火冒三丈，跟邱行湘扭打起来，这也成了战犯所的一段“名人轶事”。

改名一事，事出有因。淞炉会战后的1938年，黄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十八军军长，矢志杀身以报。在从皖南转战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并赠他一张戎装照，照片背面写着：
培我将军惠存 蒋中正
从此以后，黄维改为“培我”。

在抚顺和功德林战犯所里时，黄维是“冥顽不化”的典型。每每在学习会上，他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大放厥词”，并时时维护蒋介石的声誉。他把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抄录在本子上，随身携带，立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并像文天祥坐牢时那样：“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他当年的顶头上司杜聿明，在狱中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了一万多字的笔记，还要求寄给蒋介石看。而黄维却不屑一顾，拒绝了任何悔过书，昂起脖子说：“我无罪可悔！”于是杜聿明于1959年第一批获特赦，黄维却多关了16年。

黄维的难弟文强


全国政协休假团，与黄维同行的还有一位风云人物--军统特务头子文强（1907～2001）。
相比之下，文强显得格外活跃，他中等个儿，稍微秃顶，神采奕奕，健步如飞，看样子只有七十岁，见了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主动微笑打招呼。他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夫人，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不跟旁人讲话，倒是跟文强争争吵吵。

这位慈祥的小老头，竟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长戴笠的左右手，徐州“剿总”中将代参谋长，还曾经担任过令人毛骨悚然的中美合作所特种训练班副主任。
文强是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长沙望城县世代为官的豪门，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1924年，他与聂荣臻、林彪一同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曾参加北伐战事、南昌起义，由连长当到师长，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
他的命运与黄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国民党中将，同年同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关就是27年，又一同于1975年3月17日，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特赦。黄维从44岁关到71岁，文强从42岁关到69岁，然后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黄维比他高一级，是常委。

性格决定命运。如今，84岁的黄维，仍然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概，而文强却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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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3 17:25
一将功成万骨枯

黄维的成名之战，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谈到罗店之战，黄维既兴奋 ...

文强跟我谈起黄维最不想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也是中共特工的郭汝瑰，另一个便是黄维的部下--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

蒋介石对郭汝瑰言听计从，他亲自设计了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每次作战计划，蒋介石尚未见到，已飞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共产党捷足先登。所以，黄维把失败的根子，第一归罪于杜聿明，第二归罪郭汝瑰。


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抓住前去看他的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向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说：“光亭啊（杜聿明号），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守江必守淮’！”孙元良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国防部，指的就是作战厅中将厅长郭汝瑰。


而廖运周（1903-1996）跟郭汝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黄埔五期生，又都在192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卧底二十载。郭汝瑰深得蒋介石信赖，廖运周则在黄维被困双堆集时献计献策，让黄维改四个师齐头并进为三个师梯次行动，他的一一零师自告奋勇打先锋，黄维连连称赞他：“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廖运周作战。
结果，廖运周率两个团从双堆集出发，向解放军指定的大吴庄前进，两个小时后，顺利通过中野六纵阵地，起义圆满成功。解放军下令将廖运周阵前起义保密三天，为渊驱鱼的黄维却一直蒙在鼓里。

几十年过去了，黄维依然难解心结。不是冤家不聚头，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跟上述二位总有谋面的场合。一见他们，黄维便恨从心底起，梗着脖子，怒目而视；而对方却以胜利者的微笑，把头一偏，从他身旁走过。

黄维有一次在酒会上跟廖运周碰面，当时廖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便鼓起眼睛，咬紧牙根，嗤之以鼻，他的部下杨伯涛也大骂廖运周。在场的文强赶紧出面当和事佬。黄维忿忿地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没他，我还不一定败呢！”文强劝说道：“不要到这个时候还骂人家，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么！”黄维仍耿耿于怀，不屑地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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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3 17:58
文强跟我谈起黄维最不想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也是中共特工的郭汝瑰，另一个便 ...

憾别忠烈祠

全国政协休假团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瞻仰忠烈祠。

黄维曾跟我多次重申，说国民党不抗日，是不符合事实的，南岳就有几十座国民党将士墓，他的前任、五十四军军长陈石经就葬在南岳。我向他打听这位陌生先烈的生平，他说：“陈石经又叫陈烈（1902～1940），广西柳城人，比我大两岁，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任十四师师长。当时，日本广播称‘中国军队战斗力强者，十四师也！’1939年9月，在长沙第一次会战中，他任五十四军军长，击溃土肥原师团，连冈村宁次都讲，‘五十四军是一支不可轻战的顽敌’。

后来在滇缅前线，因为拔牙，患了败血症，38岁英年早逝。哎，于是我接任他的五十四军军长。他的墓就在南岳。”

7月27日，磨镜台晨光熹微，五号楼与我下榻的四号楼之间的水泥马路上，停着几辆崭新的旅游中巴车。早饭后，磨镜台宾馆的张万惠急匆匆来到我的房间：“金老师，南岳管理局请全国政协委员参观忠烈祠，车子都准备好了，可黄维老先生不想去，这怎么办？你跟他比较熟，能不能请你劝劝黄老？”

“好，我去试试吧！”
我匆匆来到黄维房间，开门见山说：“今天参观忠烈祠，黄老应该去看看！”
“为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显然，黄维对忠烈祠不甚了了。我不由得当上了义务讲解员，讲解了忠烈祠的由来，特别提到“忠烈祠”三个大字，是蒋中正的亲笔题词。
“文化大革命中没遭破坏？”黄维关切地问。

“听说是附近一户山民搬回去，做猪栏用，‘文革’后被南岳管理局基建科收藏，1982年重新悬挂在礼堂大门上，这是众多题刻中的唯一一件原物，真不啻鲁殿灵光，硕果仅存啊！就凭这块木匾，黄老也应去看看啊，听说陈石经的墓庐，也在附近。”

“好，我去看看他！”黄维站起身，开始换衣穿鞋，“我只是腿脚不大方便。”
我们乘车从磨镜台向北经半山亭玄都观，黄维对玄都观那副石刻楹联反复念叨：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
会心不远，欲登绝顶莫辞劳

汽车左拐右转，突然，一座气势恢宏、依山矗立的巨型建筑群出现在眼前，别具一格的炮塔--一个花岗石雕成的大炸弹直指苍天，周围是四个稍小的炸弹，象征五族共和，抗战必胜。
黄维第一个下车。他脚蹬旅游鞋，头戴轻便巴拿马草帽，手拄拐杖，见到“游人到此脱帽致敬”的石刻后，连忙取下草帽，深深一鞠躬。那276级台阶，他无法攀缘，便又坐进车里，绕道登上最高处的大礼堂。

在大坪里，黄维久久仰望着蒋中正题写的“忠烈祠”木匾，走进大殿，浏览碑刻与神牌，默默致哀。这里，有许多曾与他浴血奋战的兄弟的灵牌，幸存者自是感慨唏嘘。
一张大桌上已摆上文房四宝，黄维沉思片刻，郑重严肃地握笔蘸墨，竖写：

忠烈祠烈士千古
忠烈报国碧血丹心垂宇宙
救亡图存成仁取义照明月
幸存者黄维鞠躬
一九八七年时年八十有四

提毕，黄维向管理局的同志打听陈石经埋在何处，他一定要去祭奠。

我知道陈烈（即陈石经）墓在络丝潭边的华严湖畔。1939年初，国共合作的象征--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就办在附近，而陈烈任游干班的政治部主任。他酷爱南岳，临终遗嘱，死后不回老家广西柳城县，而是要葬在南岳络丝潭。当时，按这位抗日虎将的遗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烈墓占地2400平方米。

张万惠经理悄悄把我拉出门外，为难地说：“金老师，你看怎么办？陈烈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全毁了，至今还未重建，黄老知道了一定很痛心的。”
我一时哑然。张经理对黄维说：“黄老，你腿脚不便，陈烈墓在山里，你今天就不去了吧！”黄维无奈，只是摇头。

其实，络丝潭离忠烈祠只有四华里，但却成了黄维终身的遗憾。到南岳，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而今，名山长存，斯人已去！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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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流水春去也

又是一年春草绿，1949年早春二月的江南一片生机盎然，夹杂着泥土的气息的暖风拂面而来。无锡西门外太湖边的江南大学校园里，深红浅红的桃花瓣略带着隔夜的雨滴露出脸来，婀娜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而正执教于江南大学的钱穆却有点不合时宜的焦躁彷徨。现实的动荡不安让钱穆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面对这满目的江南春光，他明显失去了往日写作《湖上闲思录》的闲情与雅致。



钱穆回到家乡的江南大学一晃已有一年多了。这个江南大学是抗战胜利后由当地著名商人荣氏家族斥资兴办，无锡荣家兄弟荣宗敬、荣德生在近代史上有“棉纱大王”、“面粉大王”之称，江南大学是荣家回馈乡里而投资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1947年11月钱穆先后辞去云南五华书院和云南大学的教职，应江南大学老校主荣德生之邀东返故乡大学来任教。

不是钱穆自甘居于学术边缘地带，这些年来他一直受到主流学术圈子的排挤。自1939年离开西南联大，他开始与主流学术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逐渐隔膜。当初钱穆从一个没有学历的乡村教师步入学术界，其治学方法和宗旨与当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的胡适和傅斯年一派颇多不同。

胡适和傅斯年所领导的主流学派在治史方面注重史料与考据，“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口号形成了“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钱穆对于“新考据派”在20世纪30年代前还颇为认同，但随着他学术价值体系的成熟，认识到治史应当贯通古今识其全部，不能一味在疑古的作崇下只重视出土文物而忽视古典文献，从而他治史开始从考据转向文化研究，并由“考史”转向“治史”。钱穆和“新考据派”治学门径上的分道扬镳，门户之见的陋俗使得他逐渐为主流学术界所不容，在抗战时他竟被西南联大以一年省亲未归之由解聘，他不得不辗转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和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

当年钱穆由一个乡村教师登上北大讲坛，与胡适和傅斯年提拔赏识不无关系。钱穆因朋友顾颉刚的力荐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逐渐成为学术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随后又写出考订先秦诸子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钱穆的名字是在此一文一书广为传播后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胡适读《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还写下读后感言云：“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所以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入北大时，胡适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事者傅斯年对钱穆能破格也起决定作用，钱穆这篇《刘向歆父子年谱》让傅斯年刮目相看，并赢得了这位“学界霸才”的称赞。没有北大历史系的掌门人傅斯年点头，像钱穆这样出身卑微者想进入人才济济的北大历史系执教的是不可能的。

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以后，在很多学术观点和争端上，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草根出身而自卑地依风附草，他与胡适的之间关于老子的争端是广为流传的佳话。他们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前，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传闻二人某次在会议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老子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当坚持己见。胡适答曰：你的证据尚不能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不要亲老子”估计应是胡适戏谑之言，但从话语间听出两人弄到了剑拔弩张的非常态势，他们在学问上的“过节”愈发地水火不容。
随着钱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他与“新考据派”的冲突越来越激化，钱穆对“新考据派”经常流于笔端的批判引起了对方强烈的不满。张其昀向傅斯年询问他对钱穆新出版的《国史大纲》看法后，傅斯年当时轻蔑地说出“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谈到此书中关于中西文化历史的比较时，傅斯年嘲讽味十足地说：“钱某何得妄谈世事，他那点西方知识不过是从《东方杂志》得来的。”钱穆闻后也情绪十分激动地反应道：“彼之深斥于我，特以我《国史大纲》，于我国家民族历史传统多说几句公平话。彼之意气激昂，锋芒峻锐有如此，亦使我警悚之至。”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新考据派”的批评使得他们之间矛盾公开化，一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姿态昭然若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的第一批院士，自然没有钱穆的份。

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6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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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流水春去也

长期在史语所傅斯年手下任职的李方桂谈及此事时说，“他(钱穆)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李方桂说起钱穆与傅斯年的恩怨怨时说，“我想钱穆和傅斯年之间有些误会，肯定有误会，因为傅斯年的历史观更重史实，而钱穆的历史观则是某种哲学化的历史，所以他们彼此观点各异，这就是为什么傅斯年不特别欣赏钱宾四之故。”

正因为这层原因，钱穆自1939年秋离开西南联大后再也没回过北大，抗战时期他辗转于齐鲁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云南大学等学校任教。抗战胜利结束后，北大清华一些学校复校自然与钱穆无缘，退居边缘地带的他只能教书、读书、著书聊以自娱。钱穆在江南大学住在无锡西郊一个隐藏在山水名胜间小市镇上，这短短一年多时间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日子，虽然这时内战的烽火四起，战争的腥风血雨飘洒在每一寸中国的土地上，钱穆却能于乱世中偏安一隅，静心完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两本著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然而终究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改朝换代的易辙之际，每个人都难以逃离历史的选择，更何况作为名满天下一代大学者的钱穆，他自然要在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之间作一个痛苦的抉择。

钱穆对国民党政权有很多不满，特别对抗战结束后的通货膨胀和一些贪污腐败现象，但对共产党的马列主义与唯物史学观他就更不认同了。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理论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跟老师坦白，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钱穆无意于留在大陆迎接新新政权，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他却不在其中，这并不是无意识的忽略，此次“抢救”计划由与他积怨颇深的傅斯年主持，自然会把钱穆排斥在外。钱穆清楚明白处于边缘位置的自己交际不广，在此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何去何从，显得格外迷茫与紧迫。就在他彷徨踯躅之时，在广州的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邀请他去讲学，钱穆略加思索后决定南下，借广州以暂避，免临时遑迫不得脱身。

钱穆婉言谢绝很多亲朋好友的挽留，他没有带上妻儿老小，甚至连宿舍里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只借口春假出去旅游，只身从上海乘船赴粤任教。钱穆自己也没料想到，这次竟是他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永别。自抗战以来这么多年钱穆习惯了一个人颠沛流离，的确有点为学弃家的味道。一直以来妻子张一贯为了支持钱穆的事业，在家中边当小学教员边照顾着他们的三子二女。张一贯是钱穆的第二任妻子，钱穆的第一妻子无锡后宅邹氏于1928年去世，张一贯这位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新女性于次年嫁给了钱穆。随后她跟随钱穆告别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几年，等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钱穆一人独自南下跟随西南联大流落大后方，张一贯拖儿带女的回到了苏州。这么多年钱穆只是断断续续的回家省过几次亲，在大陆子女的记忆中父亲的影子依稀模糊。

钱穆到达广州后不久，解放军就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国民党大部分机关人员败逃至广州组成“战时内阁”，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来为没落的政权苟延残喘。钱穆滞留广州期间受到阎锡山邀请出席了行政会议，他在会上即席发言声称抗战时军队居前线，政府居中指挥，知识分子最在后方，而今日前线军队形势逆转，前线军队崩溃，因此知识分子应深入民间人自为战转上第一线，待人心稳定下来，或可重建政局，然后军事才能重新振作。钱穆之前一直是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一心著书立说，既使撰写时事政治问题的文章，也只是抱着“书生论政，仅负言责”的态度，认为文人从政，就好像农民让自己的田地抛荒而去耕作别人田地。此次滞留广州却一反故常，仿佛焕发出了他的政治热情。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的钱穆一生虽未从政也没加入任何党派，但对现实的关注没有比胡适、傅斯年一帮卷入政治甚深的国学大师逊色。记得钱穆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问及是否对政治有兴趣时，钱穆回答：“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炎武)、黄(宗羲)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都大有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钱穆回忆那次召见“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这使得他在政治天平上永久地倒向蒋介石一边，他在大陆最后的时间里对自己反共立场毫不隐讳，还在一些反共的传单上签名。钱穆的这番言论和行动自然引起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他的不满。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必要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而其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人”，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

对于毛泽东的点名，钱穆自然一肚子委屈，他满腹牢骚地抱怨道，如果说胡适与傅斯年两人是国民党政府的忠实“走狗”是一点不过分，而自己一直以来跟政治有着相当的距离，从未当过什么官、加入过什么党派，不知道是哪个反动政府控制自己的？钱穆在给学生郦家驹的一封信中还耿耿于怀地说，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怎么找到我头上？”愤懑之情溢于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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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6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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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担子两肩挑

1949年6月，钱穆随着华侨大学迁入香港。对于去台湾钱穆也曾有过打算，他与蒋介石有过交往，曾数次受到蒋的召见赐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大力提倡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是钱穆的兴趣与专长，所以文化心理的认同使得钱穆把民族的复兴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并把他作为抗战领袖来拥戴。蒋介石和钱穆几次见面在一起谈论话题最多的为宋明理学，晤谈后蒋介石亲自把钱穆奉为座上宾加以款待。钱穆以一介书生数度被“最高领袖”所召见礼遇后，使得钱穆对国民党政权好感日增。如今蒋介石和国民党败退孤岛台湾，钱穆却没有去追随故国和领袖，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史语所的迁台，傅斯年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而胡适一派学者一直占据“中研院”和学术机构，他如果去台湾会绝无发展的空间，只会继续遭受到因门户之见造成的谩骂、排挤和打压。

恰好钱穆在滞留广州时，碰到的前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老友张其昀，他谈及计划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学校打算是以研究文法两科为主，以培养通识而有专长人才为宗旨，暂定校名为“亚洲文法学院”。同样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的张其昀适时的向钱穆抛出了绣球，钱穆当即就回复，“抗战军兴，即蒙邀赴浙大同事，迄今仅得赴遵义一月而已，歉憾无极。今君既赴香港办学，余必相从，以赎前疚。”爽快地答应了老友邀请。没过多久钱穆跟随着华侨大学一同南迁，“手空空，无一物”的南走香港，走上了他白手起家办学之路。

等钱穆到达香港之时，张其昀却已因故赴台从政，在忧患意识与文化担当的驱使下，钱穆毅然以一己之力承担起了创业的艰辛。他邀请同来香港的前江南大学的同事唐君毅与香港《民主评论》主编张丕介一起，开始了新亚书院前身亚洲文商学院的创办。钱穆自任院长，开创学校初期的师资除唐君毅、张丕介之外，全是他依靠往日的交情去四处张罗邀请，先后请得罗梦珊、程兆熊、吴俊升、任泰、罗香林、张维翰、杨汝梅等人的加盟，这些人有的是不取报酬的纯尽义务，钱穆带领这批客居香江的学人担当起传承和弘扬起中国文化的重任。

亚洲文商学院学校课堂设在租借来的华南中学三间教室里，实行晚上上课的夜校制度，所以又名亚洲文商夜校。把教室和教师都落实好后，钱穆亲自披挂上阵，在流落街头的年轻人中进行广告招生，颇费一番周折后学校招到了第一批42名新生。钱穆就这样以苦行僧的精神开展了日夜操劳的办学工作。
在钱穆的内心中，办学不止为一些流落香港的青年提供一个读书学习场所，他期望自己创办的学校能“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宗旨沟通世界文化。”钱穆的老师吕思勉曾劝他回大陆教书，他给老师回信中把自己南下的心迹这样表明，“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在香港这块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的殖民地上，钱穆企望能埋下中华文化的慧根，并从这块“近百年既属于中国土地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上培植出中华文化的奇葩，成为一个保存复兴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

半年后钱穆把亚洲文商学院改名为新亚书院，搬至九龙桂林街中，自此新亚书院这个传播中国文化的摇篮在东方之珠上诞生了。钱穆说：“一个流浪者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我不敢暴露中国人身份的心情来要求有个‘新香港’，遂转而提出‘新亚洲’。我当时只能希望英国人对亚洲殖民地采取较开放的姿态，使流亡在香港的中国人能获得较多的自由。”所谓“新亚”一词即是“新亚洲”之意，钱穆称取“新亚”为名，是寄望将有一个稍微光明的未来。改称“书院”是希望学校能继承宋明书院的学风。

书院是在人物、物力奇缺的状况下创建的，随时有关门之可能，“创业艰难百战多”，钱穆对这书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为其成长和发展殚精虑神，常常说“只要新亚能不关门，我必然奋斗下去，待新亚略具基础，那时我才有其他想法之自由”。在他和其他师生的努力下，新亚书院渐渐得到外界的欣赏和承认，并最终培养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学人。

在新亚创校40周年之际，钱穆口述了《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他说，“‘千斤担子两肩挑’。这是写我当年心中的实感，一点也没有夸大。”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他的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承当的那种气魄。“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在新亚校歌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钱穆那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了一代学人对青年学子的殷殷厚望，感受到了新亚精神和生命地跳跃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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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6 22:26
千斤担子两肩挑

1949年6月，钱穆随着华侨大学迁入香港。对于去台湾钱穆也曾有过打算，他与蒋介石有过交 ...

1950年冬天，对钱穆与新亚书院显得那么的寒冷和漫长，学校已经到了穷的揭不开锅的程度。学校原先的经费靠从上海来的商人王岳峰支持，但王毕竟经济实力有限。日渐增多的学生没地方住宿，连租借来的教室的阳台、走廊和楼梯都住满了学生，作为一校之长的钱穆身先士卒，亲自带着一帮同事晚上睡在教室的桌椅上。在这样恶劣办学条件下，新亚书院朝夕不保，随时有关门大吉的可能，但钱穆和同事们凭借着这种“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的新亚精神苦熬苦撑着。在这山穷水尽之际，穷则思变，全校师生力促钱穆去台湾寻求“粮草救兵”，希望得到台湾当局和学界的经济支援。怀抱着殷切的期望，钱穆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台湾之旅。

早年就在国内学界享负盛名的钱穆到达台湾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国民党政府以高规格接待了他，蒋经国派人在机场迎候，蒋介石设宴款待。他12月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为学生演讲，单单每次八个小时演讲就连续进行了四场。其时恰好逢台湾的雨季，阴雨连绵连月不开的恶劣天气也没能影响大家求知的热望，那几日省立师范学院大门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一个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礼堂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里面有专家学者，也有政界军界要员，还有一些青年学生。钱穆演讲的题目其实并非什么热点时事政论和经济管理之类，而是听起来颇有几分迂阔的《文化学大义》。

钱穆凭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这么多的追星族？他的演讲的确精彩异常，从燕京到北大，从江南大学到新亚书院，钱穆以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和谈吐风趣的讲授，赢得了学生们的拥趸与尊敬，他能从谈笑风生中使得原本很枯燥抽象的文化历史也妙趣横生。钱穆演讲喜欢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讲到意外处他会突然止步不语，眼光飞星闪烁般含笑四射众人，那神情似乎期待众人能分享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这次在台北演讲当然也不例外，他出古入今的从时空关联中对文化概念作了诠释，引经据典地阐述了他的文化层次结构理论。这次演讲辞事后经过加工整理，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形成《文化学大义》一书，这是钱穆继《中国文化史导论》之后又一次对文化学的系统论述。

钱穆虽在台湾如此受欢迎和追捧，他并没有乐不思蜀的忘记新亚书院和自己使命。一日钱穆去冈山海军官校讲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邀请他游澄清湖并劝他留下来安心读书写作，钱穆人在秀丽的湖光山色之中却和主人念叨着千里之外的新亚书院，作为一校之长他不能不归去同师生共患难。由于钱穆的执著办学精神和信念，蒋介石大受感染并接见了他，蒋嘱“总统府”每月拨三千港元供新亚书院临时之用，以期帮助新亚书院度过难关。钱穆对蒋介石的格外恩惠自然感激涕零，从此在新亚书院每年“双十节”都举行“国庆”，以表示对台湾流亡政权的认同。

1951年早春，应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邀请，钱穆到台湾开展关于“中国历史精神”的集中讲演。这次讲演先后共举行七次，分别讲述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和人物、道德精神这七题。讲稿由学生整理成形，钱穆逐字逐句润色后出版成《中国历史精神》一书。

在这本书中钱穆说：“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把历史和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探讨，并说自己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目的是为中国不亡寻找依据。这次钱穆顺便对台湾中南部进行了考察和旅行，其间应各学校的邀请做了演讲，返港后钱穆就讲辞中有关人生的问题，选择题目撰写成文，汇成了《人生十论》一书。

这年冬天钱穆又踏上去台湾的路程，准备是去台北筹建一座新亚书院的分校。钱穆与友人在台湾岛上四处活动，最后因为一些阻挠不被当地政府所接纳。为此流产的计划，钱穆在台湾滞留了数月。其间，受何应钦邀请，作了主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叙述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演变。

不久钱穆应朱家骅之邀在淡江学院新建礼堂演讲，讲演刚刚完毕等待听众提问之时，忽然有豆腐渣工程之嫌的礼堂屋顶水泥塌落，偌大的水泥块扎扎实实地击中钱穆的头部，他顿时头破血流而昏迷不醒，惊魂未定的听众立即七手八脚的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钱穆因为受伤调养却得一份美好的因缘。钱穆养病期间先住在友人徐复观家中，后因不便搬至台中存德巷1号，他在病中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细心照顾。胡美琦是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她出生江西南昌大家，其父亲胡家凤在民国期间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1949年胡美琦在厦门大学就读一学年随家来香港新亚书院求学，一年后她又随家人又迁居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当馆员。

此次老师钱穆来台湾讲学中不幸挂彩，作为学生的胡美琦出于对校长、老师的敬仰，每日必抽出空暇来陪侍钱穆左右。在存德巷院落里常见这一温馨的一幕：一位精神矍铄的男子穿着府绸小褂，边走动边用他略带着无锡的口音侃侃而谈，在一旁是一位温柔年轻的女士聚精会神地倾听，女士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幕就是钱穆和胡美琦师生忘年之交，他们之间谈话从历史文化到人生信仰，无所不包。年轻的胡美琦为眼前这位的老师博学所倾倒，心中由崇拜转向爱慕，不禁燃起了爱的火花。钱穆继配张一贯与诸子女都留在大陆，一人独居无侣寂寞多年，此时为眼前这位女学生的细心照料而心神荡漾，也打开了封闭多年的感情闸门……终于这对师生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在1956年1月30日结为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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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6 22:46
1950年冬天，对钱穆与新亚书院显得那么的寒冷和漫长，学校已经到了穷的揭不开锅的程度。学校原先的经费 ...

文化一脉传南国

那是1950年的春天，余英时还是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因为探亲而来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余协中告诉他，钱宾四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可以去跟学问不错的钱先生念书。那天在父亲的带领下，余英时来到了位于九龙桂林街的新亚书院。略作寒暄之后，钱穆就让他回家去，明天来参加一次考试。第二天的考试由钱穆亲自主持，但并没有考题，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阅卷之后，钱穆面带微笑，表明相中了这个弟子了。而余英时就这样成为了新亚书院文史系的学生，并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

余英时在新亚书院读书时，每次都喜欢把书本精要摘录下请教钱先生。通常都是余英时发问后钱穆开始长篇大论，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余英时的学问逐渐登堂入室。余英时称他在新亚追随钱穆的五年，是“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余英时是伴随着新亚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亲眼目睹新亚书院的一步步成长，他刚刚入校时新亚书院只是一个几十个人的夜校，经过新亚人数年来的艰苦卓绝的耕耘，钱穆和新亚书院的办学理想终于引起了香港各界和国际上关注和瞩目。1953年初夏，新亚书院得到耶鲁大学中国雅礼协会的资助，钱穆用这笔钱买得一方校舍。之后新亚书院先后得到了亚洲基金会、英国文化协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香港政府等资助，书院因而无论从规模、条件上都有明显改观。

1953年时钱穆在新亚书院下设新亚研究所，以文化创新、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余英时以助教身份入所成为开山弟子。两年后，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新亚研究所开始面向整个社会招收研究生，当年录取了台湾“中央大学”毕业的柯荣欣和石磊、台湾政治大学毕业的孙国栋等5名研究生。而就在这时，哈佛燕京学社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人员去进修，余英时被钱穆推荐到哈佛大学师从以考据和推理驰名的国际汉学家杨联陞，这是新亚书院所派的外国留学第一人。随着新亚书院与国际上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学术开始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1954年夏天，钱穆应邀赴台北做演讲。此次演讲每周一次，这是他在台湾有系统讲演的第四次。着重于中国思想里几个普遍重视的观念：性命、道理、德行和气运，这几个名词每一时代都是思想家所共同讨论的话题，又是渗透深入于现代社会一般人心中。这次钱穆进行一种非单纯思维性的创造，在讲演中注意探讨与发挥来适应于现时代之需要。讲演词最后结集成《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在香港出版。这年7月30日，是钱穆60寿辰，新亚书院联合《民主评论》、《人生》出版了祝寿专辑，来表彰钱穆在学术与教育上贡献。

1955年6月27日，钱穆获得香港大学颁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香港大学自创办以来第三次颁发这样学位，其中一次是胡适荣获过此殊荣。在香港大学在颁奖致辞中称钱穆这样著名的华人学者接受本大学荣誉博士，为香港大学增光不少。这标志着以钱穆为代表的这批国内学者终于得到香港建制的尊重和接受。
翌年，由福特基金会捐款，香港政府拨地兴建的土瓜湾农圃道校舍落成，新亚书院在香港教育地位终于奠定了。新亚书院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到1959年初时已拥有8个系1所，成了当时香港享誉一时的著名大学。当初钱穆因为大陆政局变化来港创办书院，不只应社会需求和谋生，而是怀着纷乱的心情，在极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支撑和驱动下工作。如今新亚书院在他和同仁们努力下，得到了社会各界地支持，成为来港学者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一块阵地。

1960年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邀请，他携夫人胡美琦去讲学半年。这段闲暇时间里钱穆完成《论语新解》一书，在耶鲁大学259届学生毕业盛典上，为了表彰钱穆在教育与学术的突出成就，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这位没有任何文凭的乡村中学教师，凭借自己这么多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孜孜追求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大学无上的荣誉。耶鲁大学为了表示对钱穆在学术成就的敬意，特意允许在颁授辞在英文之外，用母语中文再宣读一次，这在耶鲁几百年的办学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钱穆这次出国讲学历时九个月，结识了西方不少汉学家，有效的补救了他从未出过国给他治学视野带来的不足，让他对西方文化有一个直接的了解和认识。西方科技的发达和社会的富足给钱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他并没因此而妄自菲薄，仍旧一如既往的反对全盘“西化”，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弘扬中国文化。

钱穆从国外归来后，英国殖民政府面对香港大量青年流失海外求学的现状，改革原先“一个殖民地只有一间大学”——即只有香港大学的惯例，建议成立一所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的新大学，准备邀请崇基、联合、新亚三个书院加盟，在他们基础上组建一所新式大学。钱穆闻讯后力主新亚书院加盟新大学，他认为香港虽为英国的殖民地却是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这里只有一个香港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实在有限，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创办一所中文大学。为了学生的出路和学校未来的发展，钱穆认为新亚书院应当加入新大学，这样以后再也不必为办学经费发愁。况且他自己精力日衰，随着学校规模扩大事务日烦，他自己还要研究写作，已经很难两者兼顾。他居港这几年虽也是一段学术高峰期，但大多著作都是在港台两地的演讲而成，属于通俗性历史读物，和他自己内心中期望的扛鼎力作相去甚远。
1963年在钱穆的积极参与和建议命名下，香港中文大学在新界沙田成立，新亚书院成为最基本成员书院之一。作为该校创办人之一的钱穆由衷的高兴，因为中文大学不仅打破了“一个殖民地只有一间大学”的惯例，而且学校以中文授课打破了殖民地官办大学只以英文授课的旧规，在南国为中国语言文化保存了一根血脉。为香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提供了学习中国文化语言的良好的园地，这无疑会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国人心里认同和文化意识。

钱穆居港这几年却和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几位第二代新儒家关系一度颇为密切，后来却抵牾分手。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都是熊十力的弟子，而张君劢则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同辈学者，他们几位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与他们都有过颇多交往。其中唐君毅是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人从以前江南大学的同事到香港一起并肩作战创办了新亚书院。钱穆在创办新亚书院时经费困难，徐复观与他主持的《民主评论》对他资助颇多。而徐复观曾说，他主办的《民主评论》“当时以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为中心”。以钱穆为中心的新亚学人与《民主评论》杂志在弘扬中国文化上情投意合，建立起深厚的同志般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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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7 15:42
文化一脉传南国

那是1950年的春天，余英时还是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因为探亲而来到香港。到了香 ...

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人联合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是海外现代新儒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章，而这上面却没有钱穆的名字。新儒家四人在起草宣言时，曾多次邀请钱穆加入，钱穆却明确表示不愿意。钱穆觉得这样搞纲领性的东西容易造成学术的壁垒，身受其害的他认为这样做于学术无补，不过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新儒家的观点与钱穆“十符其九”，那“其一”相异主要表现在他不赞成用西方观点解释中国文化，而且他不喜欢新儒家中牟宗三狂傲的“教主气”。

再者他逐渐不满曾经同甘共苦的的创业伙伴唐君毅，抱怨其想拉拢学生称大师。徐复观分析说“可能因为环境开始好转以后，钱先生因平生精神上受到不少委屈，至此而渐想得到一报偿；于是在有意无意中，对人与事的安排，多少采用了个人的便宜主义。”这次拒绝在新儒家宣言上签字，使得钱穆与新儒家诸位的矛盾分歧明朗化，原来亲密无间患难与共的同仁们，竟在新亚书院蒸蒸日上时逐渐走向了陌路，的确让人扼腕长叹。

1964年7月，钱穆觉得初创新亚书院的精神和办学宗旨逐渐消失，而中文大学的领导把官方语言定为英语更让钱穆不解，他怀着极其不愉快的心情愤而辞去院长一职。钱穆辞职演讲中他曾讲到高僧虚云和尚筚路蓝缕的开创新寺，寺成之后又翩然而去他处继续兴建。钱穆是非常欣赏这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精神，但他不是要另去开创新亚，而是就此想放下行政事务的繁杂，走向他向往的读书著书正业。人生一世，雪泥鸿爪，钱穆离开新亚书院虽心怀不快，但是总而言之是坦然相对的。

晚年居台获新生

1966年因为大陆文革爆发，一些不满现实的人奔走香港，香港“难民潮”骤起，社会治安出现混乱。已从新亚书院辞职的钱穆应邀去新加坡南洋大学讲学半年后归港，目睹了人心惶惶的时局，他决定去台湾谋得一家以求终老。钱穆备好建房款亲自去台北郊区考察地形，踏勘后选址在翠林幽谷的外双溪，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介石闻知此事后，遂派人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

钱穆对“总统”体恤下士之举感恩戴德，这年10月蒋介石80大寿，钱穆大唱蒋介石颂歌，写了为后辈学人李敖斥之肉麻兮兮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后来蒋介石去世后，钱穆竟“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意。”由此回忆起领袖的历次召见，写下情真意切的《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对蒋介石的宴请时礼贤下士的让座描写的惟妙惟肖，行文间的确有较浓厚的感念之情。

正是对蒋介石的十分好感，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湾定居，先暂住在台北金山街，次年7月他们搬进了新居。新居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的一处幽静的小楼。钱穆为此楼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曰：“素书楼”，并在此开始他晚年长达20多年的著书和讲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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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7 15:54
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四人联合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是海外 ...

环境优雅的素书楼背山临溪，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客厅的墙上挂有用朱熹所书的“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刻碑拓片制作的对联。二楼是书房和卧室，墙上挂钱穆手书的“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

钱穆终于可以安心在小楼里著书了，他这时对朱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钱穆手书一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以忘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表达了他一生学术以“尊朱”为归宿的愿望。在这里钱穆完成他对朱子学的研究，他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的写作得到哈佛燕京社的资金补助。哈佛燕京社补助的对象一般都是学术机构，这次破天荒的为钱穆破了一例。

《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的代表作，他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论证精微邃密的行文中夹叙夹议的阐发，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钱穆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杨联陞读了《朱子新学案》后，赞叹不已，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刚入新居就得到了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捷报，这份迟到的荣誉让他感慨万千。原本依钱穆的学识和成就早就应成为院士，但却因为“中研院”一班学人对钱穆这样思想性研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胡适在世时在台中农院讲演就公开指名谓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五人决不懂中国文化，可想见对钱穆的成见之一斑。钱穆跟徐复观谈及此事说“胡氏之害在意见，傅氏之害在途辙”，他们之“害”使得钱穆一次次的院士选取都名落孙山，他早年不做迁台之想这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在致余协中的信中钱穆曾满腔愤慨地说过：“台湾方面学术门户之见太狭，总把弟当做外人看待，而且还存有敌意。”

早年钱穆何尝不想去台湾，但考虑到面对谩骂讥讽的流布他岂能装聋作哑？于是只能选择远避香港。而今傅斯年早撒手人寰，胡适已随风而逝，他们一派的学人就像“有点像寺庙里的尼姑，高贵而没有生育”，但是以钱穆、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思想性学人反倒在国学的研究上屡有所获的高歌猛进。在“中研院”举行的第八次院士会议上，钱穆终于已接近全票当选，这院士殊荣原本在20年前就该属于他的，终于弥补了钱穆自己与台湾学术界长久的遗憾。

钱穆在深居浅出的居家安心著述时，早先来台湾的老友张其昀没有忘记他。张其昀频频向钱穆抛出了橄榄枝，盛情邀请他到中国文化学院任教。当初张其昀约钱穆去香港办学却爽约单飞至台湾从政，如今从“教育部长”的位子上退下的张其昀又开始他多年未遂的办学心愿，在台北阳明山华冈创办了私立的中国文化学院。钱穆再三推辞，但终难挡老友的真诚礼聘和学生们的殷切期望，于是接受了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之职。

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钱穆于是在开始家里开馆授徒，为中国文化学院的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授课，素书楼的客厅于是成了教室。当时慕名来素书楼听课的远不止这些博士生们，社会各界的人士和台湾其他大学学生都蜂拥而至。从搬入素书楼开始，前前后后18年的时间，钱穆的家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有人坚持18年连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每次听课学生们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通常人多得座位不够，夫人胡美琦总是一一张罗好安坐完毕，这时济济一堂的学生们都安静的坐着听老师侃侃而谈，每次钱穆的“大鸣”都让学生们接受一次文化的洗礼。

钱穆在素书楼的讲课很多都结集出版，他从1969夏给文化学院博士生们开授中国史学名著课，从《尚书》一路讲到《文史通义》，后来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出《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由台北三民书局于1973年出版。1971年秋开始，钱穆讲授理学三书——周敦颐的《易通书》，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刘因的《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他边写边讲，最后合编成《理学三书随札》。
理学三书讲完后，钱穆开始了中国思想史的讲学，在讲课中学生乍一听到，感觉与平日所受课有所不同，而在报章杂志和其他学人新著中，也从来没见到涉及此等观点，学生感觉应是老师一人的独语发明。钱穆这次其实是引经据典述而不作，讲座费思多而着笔少，并多撮取古书前言往行。钱穆云：“取名《双溪独语》，至今约得六万字，预计在本年中完成，当得十万字上下。近来士不悦学，于古书多未经目，率陈己意，恐读吾书难入，然亦自娱而已，并稍立标格，欲使真向学者，知有一规模耳。”

1977年冬天，钱穆胃痛甚剧，次年春天患黄斑变性症，继而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展纸落笔仅偶有叠字。只能靠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但老而弥坚的钱穆对他的著述事业仍旧迷恋不舍，于是依靠他口述，夫人笔记，文章写成后，请夫人诵读来听，他听后一字一句地修改订定。钱穆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本书的确来之不易呀！终迄时他已经是一位92岁高龄的耳聋目盲的老叟，故名曰《晚学盲言》。全书共90篇，分上、中、下三部，一为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书中虽篇各一义，而相贯相承，或深或浅，或粗或细，其主旨一言蔽之，是其自40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异同比较研究的总结。

钱穆一生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在素书楼跟学生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他终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1986年6月9日钱穆生辰那天，92岁高龄的他在素书楼里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告别杏坛的消息一经传出，一时各界人士都涌向素书楼聆听，有不少他早年任教北大、西南联大以及新亚书院的学生，台湾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来听。钱穆在课堂上风采依旧，并留下慷慨激昂的最后呼唤：“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从此以后，钱穆挥手告别从18岁就登上的长达70多年的讲坛，告别了实践一生的教书育人的事业。钱穆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这个月的20日，台湾当局为他执教75周年举行了荣休纪念会，表彰其在学术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行政院”赠与“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赠与“一代儒宗”的贺匾。
新亚书院40周年校庆，95岁高龄的钱穆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赴香港参加校庆。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贯彻“做人的最高基础是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的教育思想，因此，他这次给学生讲一堂宇宙人生问题。其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如沐春风，如清泉灌心田。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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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7 16:18
环境优雅的素书楼背山临溪，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一楼客厅的墙上挂有用朱熹所书的“立修齐志”、“读圣贤 ...

枯桐欣有凤来仪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因难产而早逝，第二任夫人留在大陆。自钱穆到香港后，工作繁忙，常奔波于各地应酬接洽，生活很不稳定，胃病常发，闲下来时感情落寞，孤独难缱。与胡美琦相遇后，两人相知相惜，出于对钱穆人格和学识的景仰，胡美琦冲破世俗观念的阻碍与钱缔结连理，时胡美琦才27岁，而钱穆已经61岁。婚礼是悄悄进行的，参加婚礼的只有新亚的同事和家眷十几个人，新房只是租了贫民窟一间小楼。从此，钱穆漂泊的心有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或许，这也是人生对他以往辛勤努力的回报。

婚后，夫人对钱穆悉心照料，体贴入微，让钱穆生活重新扬起了幸福的风帆，当时钱穆压抑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作了一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风来仪”。

钱穆晚年每次常常是写完一篇得意的文章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他夫人限制用功时间，辛苦耕耘了一辈子，已经是垂垂暮年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享享清福了。夫人胡美琦虽心中很感激他们对钱穆的爱护，但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读书写作。
钱穆夫妇三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致力于教育，经心于学术。钱穆的应酬外交和文稿订正都依赖夫人的一臂之力，尤其他晚年目盲力衰仍能佳作不断，其实作品里也有夫人的心血。他们夫妇伉俪情浓，老而弥笃。

钱穆1980年在给大陆幼女钱辉信中介绍胡美琦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育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最近和我同在一大学任课，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并嘱咐爱女：“黄埭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

如此繁重的读书著述生活与坎坷的人生经历，钱穆竟然能够长寿，和他的良好生活习惯分不开。他过去得过肺病身体很弱，又曾患过几十年严重的胃疾，所以他一向注意身体卫生。他伏案工作一两小时定会站起来走动几分钟，或做些书房运动。在香港的那个家虽仅有20余平米，就都被他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
钱穆喜欢接近大自然，在香港新亚书院执教期间先后两个住宅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在闲暇之余，钱穆喜欢自山顶看海上落日与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自己独自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与胡美琦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他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夫人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钱穆告诉她：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年轻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那箫笛声音不断不变。夫人最爱听他吹箫，每逢有月亮的晚上，他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整条的长廊，夫人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等他们迁居台湾后，钱穆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后，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然而钱穆对吟诗的爱好却终身保持着，他自己虽不是激情澎湃的诗人也不写诗，但极其爱吟诵他人之诗，每每都有他人言出自己肺腑之声之感。他还再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专取朱熹、邵雍、王阳明等六人，编成了《理学六家诗钞》一书。读书著述之余，吟诗成了他人生一大乐趣。

心犹余憾洗铅华

钱穆自那一次大变革只身离开大陆后，白云苍狗，一晃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晚年的钱穆对家乡和骨肉的思念愈加深切，他在桑榆之年写下的文字中款款深情地回忆起家乡的名胜古迹、庙宇园亭、人情风俗、花草树木。其实在他那颗炽热心中总抹去不了那一番恋旧思乡的情绪，晚年他一再说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也要魂归故里。

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1906年他的父亲去世后，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当时长兄钱挚即钱伟长的父亲18岁，钱穆才12岁，还有两个小弟弟，孤儿寡母使得生活陷入困境。长兄如父，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钱穆的上学、生计、婚姻等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大。他在这本《八十忆双亲》中饱含着感情回忆起过去生活的酸甜苦辣，对往事一一娓娓道来。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追忆完这些人生的轨迹，在钱穆的有生之年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在大陆的骨肉团聚。1980年夏天86岁的钱穆终于圆梦了，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在香港与阔别32年之久的子女相聚。他离开大陆时钱拙、钱行、钱逊和钱辉四子女尚还年幼，就被无情水天相隔几十年而杳无音讯，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已经成家立业，短暂的相逢难以尽述两地骨肉相思之情。

钱穆晚年对留在大陆子女充满愧疚，因为自己抛家别子的只身南下，没能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他在给幼年钱辉的信中说：“我对你们兄妹五人，最感负疚的是你。因我离家，你年太幼，我未尽少许为父之责，但我离家亦出不得已。此三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自问对国家民族前途有贡献。只有如此向你们道歉，盼你们能原谅。”

1981年钱穆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和侄子钱伟长相见。侄子钱伟长是其兄钱挚的长子，当年求学时受到钱穆的一再关照和资助，伟长之名字还是钱穆取的。在那一场人生抉择中，叔侄两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钱伟长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穆喜极而泣地听着钱伟长说起自己离开大陆后家人的坎坷经历，对如今骨肉得以团聚感到莫大的安慰。

1984年，钱穆90大寿，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新亚书院精心安排了钱穆的女儿和孙辈从大陆赶来祝寿，钱穆几十年来终难抹去孤寂的苦痛和对女儿的思念，因为他的5个儿女都在大陆，如今可谓儿孙满堂，仅孙辈就有10人。这次一个大家庭终于全部团聚享受天伦之乐，钱穆晚年的一大遗憾终得弥补。

俗话说“寿则多辱”，晚年的钱穆也遇到了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1988年钱穆患重病卧床数月不起，这年11月9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政策，在清华大学工作的长女钱易在荷兰一所大学访问学习时闻讯，在第五天便从荷兰直接飞到台湾，与93岁高龄的患病老父在台北的素书楼里相聚，成为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

女儿的到来使得素书楼里洋溢着一片家庭温馨与欢愉气氛，钱穆病况一下子似乎就好了许多，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眼睛亮了，嗓门也高了，在大陆的儿女们的每一件琐事，如婚姻、生活、工作、外孙，无一不是感兴趣的话题。钱穆对父亲离开时钱易仅10岁。今天她带着兄妹对父亲的一片深情，终于偎依在父亲膝下，听不够的吴语乡音，诉不尽的亲情离愁。平常父亲总是晚上7点就寝，可女儿来后，老人精神为之一振，常常是唠到9点才睡觉。

但短暂的亲人相聚却被台湾一些不良分子蒙上了阴影，他们在台北的报纸上连日刊载文章对钱易的猜测和攻击，甚至因为钱易是全国人大代表而被指责成是“知匪不报”涉嫌“叛乱”，台湾法院还为此发出传票让钱易上庭应诉。钱穆知道后大为生气的指责这些人是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破坏了人伦道德。无奈之下只好选择让女儿在收到传票之前离开台湾。

钱穆一贯对台湾部分存在的“台独”思想予以批评，他在1986年以92岁的高龄奋起而高呼两岸统一，他在台北《联合月刊》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中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钻研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这篇文章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首次将钱穆文章摘录刊出。

但钱穆多少也因此受到“台独”分子的忌恨，1988年时任台北“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责钱穆的住所素书楼是“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抨击其为“非法占有公产”，并要求“限期收回”。其实这素书楼是蒋介石所赠，算是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合法借用，钱穆非常反感“非法占有”这一说法，倔强的老人毅然于1990年6月1日，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房子，住进台北市杭州南路住宅。

魂归故里，叶落归根

1990年8月30日，台北因为台风到来，瓢泼的大雨倾泻而下。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9时许在台北新迁寓所里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份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通儒”。当今的学科类深受西方的影响，分类愈来愈趋于专门化，像他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愈来愈少了。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钱穆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在钱穆那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坚定守护者和承传人。在欧风美雨的振荡冲击下，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他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在迷惘的时代中，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的逝世的确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统国学的终结。钱门弟子逯耀东闻乃师去世，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

钱穆逝世后，子女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准备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残酷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无耻地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钱伟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落叶归根的那一刻。

钱穆要归葬故里的遗愿经过媒体报道广泛传播，引起了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家乡的土地向这位游子之魂敞开了怀抱，子女们也积极帮父亲在太湖之滨寻找一块安魂之地。他们与继母胡美琦一起在钱穆桑梓之地找到一方归葬的好地方，这个归宿之地在太湖一个岛山里，钱穆生前就奢望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中建一所小屋安度晚年，现在终于实现了。
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钱穆生前弟子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

1月9日，上午11时葬礼正式开始。墓地在背山临湖处造好，只有简单的台阶于一圈围栏，墓碑正中只孤零零的刻着“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他的随葬品也如一生为人般的朴质，只是一包自己所著的书。

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随葬的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论语新解释》等。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终于伴随着他一生的著述长眠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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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之死与包天笑之活
　　
俞小红

　　 1968年的炎夏，小巧玲珑的苏州城弥漫着血腥味。刚刚从武斗的枪声中喘口气的小民百姓被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式的“清理阶级队伍”吓得战战兢兢。一年前，我曾亲眼目睹平门桥堍下、运河两边，成百座武斗死难者的坟墓上飞扬着白色的招魂幡，和花圈的白色飘带。死者大部分是十八九岁血气方刚冲锋在前的红卫兵。而这次“清理运动”，一批作家、诗人、教师再一次陷入灭顶之灾。一个个“牛鬼蛇神”在血肉横飞中走上黄泉路，一张张通缉令张贴于大街小巷，令看客心惊肉跳，整个世界象患了痴呆症似地歇斯底里。死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名人。从北京、上海不断传来恐怖的消息，郑君里死了、舒绣文死了、上官云珠死了、闻捷死了、老舍死了、赵树理死了、傅雷死了。突然，从小道消息传来，曾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苏州著名作家周瘦鹃先生也投井自杀了。

　周先生的死难，是同他亲手栽培的花木盆景一同烟消云散的。人命如草芥，在那样的年代，还谈什么雅致小品尺幅山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句名言：“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人勃然大怒，使他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在浩劫中苟延残喘，还不如没入古井深渊，这样的死法，至少飘逝的灵魂会有瞬间的快意和清凉。也许，周先生因邓拓的上吊自杀而震惊，因吴晗的惨酷批斗而戳心，因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夫妇游街示众当场暴死而畏惧，所以与其坐等杀身大祸文字血案从天降临，倒还不如痛痛快快从从容容在自家庭院里自裁。趁着人们尚没有逼他去死，先去死在人们前面吧，对这个世界他已经无所留恋，因为人生的宴席终究会结束，谁也不会象妖怪一样永久坐下去。

　可惜了周先生，虽有闲愁万种，空弹三弦琵琶，却在四面八方的造反歌声中，结束了他七十三岁的生命。而与周先生同乡，又是周先生老师的包天笑，因早年避居香港，便逃过了那场劫难，活得比周先生长寿，并且悠哉乐哉地在香港别墅里撰写那本著名的《钏影楼回忆录》。就文学成就和才情秉赋而言，可能包天笑还略逊于周瘦鹃。周瘦鹃早年专门翻译外国文学，所译作品登在包天笑主编的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季刊《小说大观》上。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芙蓉帐里》，也是由包天笑编发的。


　包天笑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活到98岁），留下了《钏影楼回忆录》这本具备史料与文学双重价值的杰作。因为有这本回忆录的传世，使我们得以窥视晚清民初的社会世态和文坛轶事，至少几个常熟人的行状也可添上维妙维肖的几笔。例如曾朴、徐枕亚、吴双热等，都与包天笑有文字交往。有的评论家称包天笑为中国第一代鸳鸯蝴蝶派作家，而且属文坛五虎将之首（其他四位是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张恨水），但包天笑却在60年代的香港文汇报上专门撰文，谢却这一顶亮晶晶的“桂冠”。

   常熟有一位客居香港的作家邵慎之，笔名高旅，1962年在香港《文汇报》编副刊，与包天笑结成忘年交。有一天，他问包先生关于“鸳鸯蝴蝶派”的事，包先生照例笑嘻嘻说：“没有什么的，我一向由人去说。‘鸳鸯蝴蝶派’是有的，不过我不是，更不是什么首领。明眼人自能辨是非，所以从未辩白过。”谈到上海出版的一本“鸳鸯蝴蝶派”作家人名录，包先生说：“那叫做‘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啊！”

　本来包天笑年事已高，也不想辨白，后来看到北京大学编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中言词凿凿地指定包先生为“鸳派”首领，并说他写作形式多样，文学各部门“无不染指”。此论乐得包先生一度想把笔名“余翁”改为“染指翁”。其实，包天笑虽然也是苏州人，与周瘦鹃、范烟桥、顾明道、程小青等苏州作家是密友，但他的主要创作活动时期是在上海教书兼编杂志。周瘦鹃是他的学生，苏州那批作家在年龄上和创作时间上，都属他的晚辈。所以苏州“鸳派”作家在虎丘组织“星社”，他并没有参加。周瘦鹃后来接手主编《礼拜六》和《紫罗兰》期刊，包天笑也从未向这两家刊物投稿。纵观包天笑的作品，早期代表作《上海春秋》和《留芳记》，以上海报章新闻为素材，以揭露社会黑幕和世态炎凉为主，在选材上与卿卿我我的“鸳派”不同。

　新版《辞海》中有“鸳鸯蝴蝶派”条目，以常熟徐枕亚为首，不列包天笑的名字，这是合乎事实的，也使包先生泉下心安了。包天笑无论在近代史上的位置，还是在生辰年龄上，应该和吴江柳亚子、常熟曾孟朴同属一辈。1935年6月，曾孟朴逝世于常熟虚廓园红楼，包天笑专程从上海赴常熟吊唁，并作挽联云：“憔悴卧江滨斯世谁为鲁男子，文章惊海内于公群称老少年”。

　周瘦鹃没有象包天笑那样得到善终，也没有象包天笑那样写下一本珍贵的回忆录。粉碎“四人帮”后，周先生的两本散文集终于出版，一本是《花木丛中》、一本是《苏州游踪》。以周先生的奇思灵才，决不止于写些寄情花木的闲适小品。可惜，他的很婉约很清秀的文笔，已不能也不敢去直面惨酷的人生，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相聚，只能谈烹调谈茶道谈莳花，心中的呐喊湮灭为泣血的子规，眼中的老泪默默洒入幽兰绿梅。无怪乎，王国维最后为《人间词话》定稿时，删掉了这句话：“社会上的习惯，杀许多的善人；文学上的习惯，杀许多的天才。”

　大约是1967年的冬末，我13岁，和父亲逗留在孤城一般的苏州，寒风萧瑟，无处投宿，便去干将路评弹老艺人魏含英家借住一晚。魏先生曾任常熟评弹团团长，与我父亲相熟。他家的园子很大，我们当夜就睡在园子中央的亭子里，这个亭子原本是花园赏景歇凉的佳处，但四周已被砖墙隔成一个六角形的小房间了。父亲睡一张单人床，我睡一张帆布床，象部队行军时用的帆布担架一样。那是个滴水成冰的寒夜，远处不时传来武斗的枪声。一早我便被冻醒了。早上起来一看，园子石台上的水石盆景结了薄冰，盆中陶瓷制成的小桥小船，还有玲珑的双塔，沾了冰屑，逼真可爱。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苏州盆景艺术的样本。但魏先生却谈，周先生莳弄的盆景才是真正的绝品，可惜全被造反派砸毁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周瘦鹃的名字。

　邵慎之因为在报界工作的缘故，消息比较灵通，他在香港的寓所与包天笑只隔一条马路，周瘦鹃1968年投井死难的噩耗，是由他告诉包天笑的。5年以后的十一月，包天笑在香港逝世，时年98岁。包年长周正好20岁。

　细读周先生留下的两本散文集，使人真正感到周先生学识渊博而谦虚礼让，他本应该留下更多的文心丽句的。可惜，一团跳跃着的灵魂之火，在苏州浓绿的林荫大道上，悄悄熄灭了。几许惆怅，几缕残阳，洒落于周先生“爱莲堂”的废墟上，沉默而悲壮，但这只是回光返照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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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
2013-08-31 09:43:01
作者：裴毅然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 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 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

红军代总参谋长之叛

整整一周，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细阅“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内中有关早期红军的真实记述不时令我心澜阵阵――“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但我没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临结束的最后几页，精华之精浓缩于尾，真正一出“伏高潮于结束”的经典悲剧。心惊肉跳地合卷闭灯，竟一夜难眠――耸然恐怖、慨然唏嘘、邈然深思、怒然气急……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

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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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8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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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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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

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

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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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8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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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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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8 18:54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 ...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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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8 19:00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 ...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来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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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2204

john-2204 发表于 2025-1-18 19:12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 ...

曲折尾声

回乡不久，龚楚先后出任余汉谋粤军第1军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龚楚诱伏中共北山游击队，除几人逃脱，30多名游击队员全被打死，此为“北山事件”。后来，龚楚与另一中共叛徒何长林诱捕项英、陈毅，被前来带路的中共侦察员识破，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迅速逃走，躲过一劫。

抗战爆发后，龚楚先后任国军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抗战胜利后，龚楚出任徐州市长，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可谓“助纣为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1949年10月，共军打到北江，龚楚率保安团逃到乐昌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写信劝降，11月上旬龚楚率部下山投诚。12月，共军准备进攻海南岛，海南守将为龚楚乐昌同乡薛岳。

广东省长叶剑英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龚楚知道劝降薛岳不仅没有成算，且有“通匪”杀身之险，但若无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决定滞港定居。此后，龚楚应邀赴台遏蒋，蒋要他在港祕密收编残部组织“反共救国军”，伺机配合反攻大陆。但他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旋涡，改名龚松庵，返港办实业。龚在香港呆了40年，期间赴美，拿到“绿卡”，最终归返香港，以写作书画自娱，一张墨迹可卖三五千元。1960年代后期撰写回忆录。

1980年代后期，中共发布公告：“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国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龚楚萌发回乡之念。乐昌当地政府为讨好龚楚，拨款七万原式原样重建龚家老屋，占地面积320多平米，建筑面积170多平米，六房两厅一厨两卫，琉璃瓦顶，一副当年土豪宅第模样。宅内配置全新家具，包括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气派。

于是，龚楚决定回乡。
但乐昌县有关部门还有一道难题：以何种规格接待这位红军叛将?请示上峰，省统战部批复：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1990年9月13日，龚楚携夫人王兰芬抵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侨务办摆酒接风，龚楚递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老家辞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报：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1990年代就为乐昌引资四亿余，也算龚楚最后泽被乡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历史帷幕，这一代人已经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结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盖棺之时，却非论定之日。如何评说那场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称量“阶级斗争”在中国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当今中共从革命退至改良，从对抗折返和谐的“改革开放”?大革命一代留下庞大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一切并没有简单结束。

逝去的岁月仍在“规定”着我们。虽然后人无法改变历史，也不能假设历史，但总还有总结历史的权力吧?后人不能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封住历史其实就是封住今天的前进，不让还原历史，底牌自然在于众所周知的“历史顾虑”。不过，这一次，寰内士林已经明白：对那场大革命的理解评析，可是一笔必须算清的历史大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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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与她的爷爷——杨遇春将军

文/梦溪雨

在梦的边沿

有一滴清醒的眼泪

透视着相思的异域

泪，终于清醒的坠落

一滴一滴破碎梦境

悬隔整整半个多世纪


……


海峡，在梦的边沿，五十多年的乡音深情的呼唤如梦的岁月，如风梳理梦里的惆怅，相思是梦里边沿那海月，好一大片相思很透明，渗透一半天上一半心里……


今夜，依旧寒冷的冬雨，我写着这篇伤感的随笔，其初衷是缘于网友寒烟潇雨君，她看了我的拙文《海峡，在梦的边沿》后的留言，“看到这篇文章，想起了我的父亲他也很可怜，一辈子只能遥着海岸看自己的父母，从小寄人篱下。”我心中一阵唏嘘，一阵颤动，这几天思绪总是游离在岁月的边缘，与历史交心谈判；总是纠魂缠灵的感悟生与死、怨与恨、爱与仇。我又在意想，是有怎样一种苦难与沧桑忧郁的人，才会这样深沉的说出内藏心底的话语？


“我父亲从来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天伦之乐。六十古来稀，无缘见父母，是谁的错又是谁种的果”我心在怔动，有一种说不出的历史情素。寒烟潇雨君的父亲是谁？是什么样家庭？她的亲人一定在海峡的那边，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窗外，雨细打树叶，夜在城光的阴霾里滑动着，沉重的键盘，在疲倦的历史的脊梁上“啪啪”敲打着，如同敲打在我的心骨。


“我的爷爷杨遇春,是一位将军,参加过百色起义,独守过庐山,曾是红军的师长,但是因某种历史的原因, 爷爷一气之下投靠了国民党……”当荧屏上一字字的显现这触及心灵的符号，我凝然了，“我与我父亲只是一个符号，一段留下历史痕迹的符号。”那严肃，悲哀、冰冷的符号深深的刺痛着我的眼睛。


这是怎样的符号，如此沉重，我突然感觉到心莫名的难受。周围的世界因心而不安，仿佛敲打键盘的每一点声响都会瞬间震毁夜的神经。


“我能与你直接对话么……”对方没有回应，也许，有些话不便说，还有些政治的原因。毕竟是陌生的彼此。


杨遇春将军？好熟悉的名字，对于喜好研究二战史料的我并不陌生，毛泽东在他的文集注解中“孤岛抗战”曾提到过他，但真正对他的历史和家族史故事的了解，还无从考查。这一类的抗日战历例使我想起了“庐山战役”，孤岛抗日的名将杨遇春将军，关于他的戎马生涯悖有议争，根史料披露，杨遇春将军曾是红军将领后脱离了革命，作为国民党将领指挥了著名的庐山战役而名成后世。由红军将领变为国民党名将，这种传奇历史背后，我想一定有它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第二天，我打开寒烟潇雨君的博客，在她情感日记类，找到了一篇《家族史之，我的父亲》和《我为爷爷鸣不平》。 “父亲的命从小很苦很苦. 我的爷爷杨遇春,是一位将军,参加过百色起义,独守过庐山,曾是红军的师长,但是因为红军灭了我们家一百多口人,爷爷一气之下投靠了国民党,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哦，心在唏嘘叹息中，无言，却是一种释怀……


近期网上关于抗战、关于杨遇春将军传奇历史说法很多，历史学家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这样写的：他就象一枚巨大的焰火弹，在暗夜里被发射到庐山之巅，光彩炫目，转瞬间又沉入黑色无边的巨史深处。庐山成为抗日孤岛，其间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山上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杨遇春将军。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庐山抗战，杨遇春至少到今天为止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

保卫战中，杨遇春将军带领两个团阻击日寇坚守庐山达11个月之久，可以想像战斗当时是何等的悲壮哦……

我是含着眼泪，读完这段带血的，沉积于历史最深处的文字，深深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历史沉重的本身，而是这些悲壮文字背后苍白茫然的现实与未来。开博以来，竞会有如此一篇让我感动，感动得流泪的文章，血性男儿的我，久久不能让心平息下来，我真想替它承受一些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也好。真难以相信自己的一篇拙文，竞会引出这样段感动自身、触及灵魂的网文经历。

只有在很深很深的夜里，在实际的白天与历史的夜晚之间，情切至深的用心去叩听历史的壁音，那些罅隙间不和谐的节奏，每一字符都带着追忆揪心的沉重，潜入无边的沉思里。我才会发现，穿越时空那已远去而真实的回响里，历史在叹息，而最终斑驳的，已成为随风飘逝的记忆。

可是，接下来查到的史料让我大吃一惊。

杨遇春：字柳青，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在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杨遇春回家奔丧后，因感自身难保而投靠国民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江西抗日游击总部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直辖第2挺进纵队司令等职。

正是这种历史的哑语与现实的沉默激发我的好奇，这海峡之间的远隔相思。我常常困惑于历史，那带血的文字，有时也很滑稽，好可怜。是啊，战场上白刃相见的仇人，某一天历史会安排在宴席上主宾相惜，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是啊，曾经是开国功臣一夜成了“走资派”；曾经是“叛徒特务”转眼成了海外侨商；这一反一正，挥霍多少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零落了多少个人的不幸与家庭的离合，凝固的岁月在悲哀。

1933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错误执行 “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这样极左的口号，中央苏区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虽然在短期内使“扩红”与“筹款”得到了发展，但也迅速激化了“红”“白”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反“围剿”等军事困难，这个时期也成了红军叛将出现较多的时期之一。那位著名的参加了百色起义的红军将领龚楚（当时邓小平是百色起义后的红七军政治委员，龚楚是参谋长）也是这个时期出走的。


又是第二天，我上寒烟潇雨君的博客，她把刚撰完的文章《我的爷爷——杨遇春》放在首页上。界面包装看上去刚刚更新，灰色色调版面衬托着一张祭奠杨遇春将军的照片，肃静和祥。我此时崇敬的心轻轻向他走近，好像走近活的历史一样，默默地问候老人。那从历史的硝烟中，从我从未去过的彼岸，海峡那梦的边沿走来的老人。您就是当年金戈铁马，横关拦峡，坚守庐山十一个月之久的大将军么？您就是那位即是红军师长又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将领，有着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么？思绪再次停滞了，默默的哀伤在历史真实的间隔里凝固……

历史会怎么评价将军？在祖国还未统一的今天，人们又会怎么看待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呢？

我常常好奇的想，寒烟潇雨君的爷爷如果没有“反水”没有投靠国民政府，那该多好哦，那他的儿孙现在也不是这样子；在国仇与家仇之间，当时她爷爷是怎么想的？…… 我同时也想，这就是历史，至于怎样看待历史，理解历史，历史自有评说！作为个体的人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又能承受什么呢？脆弱的人性哦，我常常为人性悲哀，权利与欲望这生存的法则为什么不多一点人爱，少一点兽性呢？和睦与善良、理解与宽容为什么只是在事后去追索呢？

难道永远是一段理不清的民族情结？这情结里有多少历史的怨恨、家族离别、个人的生死，难道英雄创造的历史，非要英雄去承受历史的遗憾么？民心所向、潮流所趋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吗？难道历史的真伪变迁总是让个人与家庭去无辜的承受社会的苦难么？难道这种不幸反过来又要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承受吗？难道遗憾与离别永远只是人类文学回味的主题么？我不想用这文字去问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有一点历史是不会否定的，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于少数。”

历史是不会以时间、地域、事件的局限，而厚此薄彼的。相信历史会这样告慰无数先烈，为了灾难深重中华民族流头颅洒热血，都是民族的灵魂，都是龙的传人啊！同宗同族，生生相息，那是世界历史与民族文化、时代精神与人爱血脉的传乘情感链啊！

我不是史学家，我只能站在我处的时代去看历史，我相信“相泯一笑解恩仇”这句古训，相信世人谈笑评说，一切会以我们生存的这个中华民族为核心，为这片土地完整繁荣昌盛为最高利益。我只希望曾经饱受创伤与耻辱的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同胞早日骨肉团圆……

看来今晚的雨是停不了，墙上的时针和我一样，只听到夜的哭泣，博文仿佛也带着泪迹。于是，我从几首感怀历史的偶句中选了这一首诗，作为文章的结束语；我用深情的怀想，连同我虔诚的祝福轻轻地敲打在《我的爷爷——杨遇春》寒烟潇雨君的博文留言处……

《丁亥冬日赠杨将军之孙女寒烟潇雨诗》

拙文网博觅沉戟， 将军本色柳青愁。 鄱湖抗寇瀑布泪，庐月招魂海峡忧。

洞埋英名云归影， 松含铁骨峰回头。 庐山面目谁真识，只缘历史不解仇。                                    

二00八年元月稿于悟坤斋

三溪洞人的博客

john-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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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之父万德尊的诗文创作

王勇则
2013年10月24日14:54 来源：人民政协网

　　《南洋兵事杂志》，1906年9月创刊于南京，月刊。由两江督练所教练处总发行，兵事杂志社负责编辑，设公牍、通论、学术、经历、答解、见闻、诗歌等栏目，并译介法、俄、美等西方国家军事著作。
　　《北洋兵事杂志》又名《兵事杂志》，1910年7月(宣统二年六月)创刊于天津，月刊。由北洋陆军教练处主办，北洋陆军兵事杂志社发行，为北洋军方刊物。主要栏目有图画、叙言、谕旨、奏议、论说、公牍、学术、海军、经历、调查、文苑等。
　　《云南》，1906年10月创刊，滇籍同盟会员李根源(雪生)、赵伸(直斋)创办。该杂志在日本东京出版，系月刊。1911年武昌首义以后停刊，共出23期。

　　剧作家曹禺在创作上受其父影响和熏陶是显而易见的。曹禺之父万德尊(1873—1929)虽为北洋将领(曾任陆军中将、将军府将军)，但擅诗赋、长文词是其一生雅好。万德尊晚年寓居天津时，仍以诗文排遣愁苦意绪。

　　《曹禺访谈录》载:“我父亲有一本名为《杂货铺》的集子，有十几本。那可以说是我父亲的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我家非常珍贵的遗产，却没能保留下来。我父亲是56岁死的，这本《杂货铺》是父亲起的名字，收集了他的诗、挽联、对联，他的诗词写得很好”。“《杂货铺》里……绝大部分是他的作品……可惜，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经知道它的价值了，再找，也还是没有找到。从这本《杂货铺》里，可以看到我父亲的另一面——幽默感，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我父亲赋闲在家的时候，常给人家做寿文，写那种骈体文。写篇寿文，人家给200块钱。卖文，他也是很高兴的，他倒不在乎这钱”。

　　家庭的熏染，对曹禺早年创作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万德尊的诗文创作情况，迄今尚未明晰。

　　1906年创刊于南京、由两江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发行的《南洋兵事杂志》中，常见署名万德尊的诗文，间或注明“留学日本、湖北潜江万德尊来稿”、“潜江万德尊”、“万德尊来稿”等。据载，万德尊1904年赴日本振武学校留学，1907年12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与李根源、孙传芳、尹昌衡、黄国梁、阎锡山、杨文恺、姚以价、张开儒等同学。该期另有炮兵、辎重兵、工兵、骑兵等科。李根源著《雪生年录》载，该期毕业生198名，1908年12月23日举行毕业典礼。
　　不过，已知万德尊在《南洋兵事杂志》第11期(1907年7月10日)所刊的首篇文章《火器及筑城进步之攻击法》，却署名“留德学生万德尊来稿”。《南洋兵事杂志》第20期还载有其译自德国《兵事周报》的《波兰武士保罗传》。万德尊是否有留德经历，仍需查考。

　　至1910年4月，万德尊分别在《南洋兵事杂志》载军事类文章不少于40篇，散见在15期中，包括军事理论、军事动态评论、战史、军事名人传记(如《吴彭年传》)和德文、日文军事文章译文等。其中，军事题材的诗词达60首之多，如《壮士行》、《从军(两首)》、《军国民(七律四首)》、《中国之武士道(四首)》、《军人之气概(四首)》、《拟老杜诸将(五首)》、《前诸将(五首)》、《后诸将(五首)》、《历代诸将(至少十六首)》、《汉寿亭侯马槽歌》、《军世界(四首)》、《再重九生日感怀(四首)》等。
　　《中国之武士道》本是梁启超旅日期间著于1904年的作品，此书“欲使全国尚武精神，养之于预，而得普及也”，传播甚广，颇有“唤醒国民爱国心”之功效。万德尊慷慨赋诗《中国之武士道(四首)》，也应受梁启超的影响。

　　万德尊创作的《军世界(四首)》、《再重九生日感怀(四首)》，均载1910年第44期《南洋兵事杂志》。今人已将其分别整理(载《曹禺研究》第八辑)。其中，《再重九生日感怀》最后一首曰:“等闲犹是旧书生，负却韶华未请缨。侠骨豪肠空自许，铜琶铁板赖谁评。眼前世态如云卷，梦里诗心伴月明。多少闲愁何处诉，梧风焦雨尽含情”。从中，可品味其在旧体诗创作上的丰富含蕴和悠远意境。“重九生日”一语，似可表明其生辰为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九日。
　　万德尊也对军歌感兴趣，先撰《论军队军歌之必要》，后赋《军歌(一首)》。其对清末军歌创作应有开创性的贡献。

　　另外，1909年第3期《南洋兵事杂志》还载有《十年后中国之感者(续)》，署名“钟食”。因万德尊字宗石，因此，笔者判断，“钟食”似为万德尊笔名之一。通观《南洋兵事杂志》所载，可知万德尊时为该刊主要作者之一，其在求学之余居然保持了如此旺盛的创作欲望，颇令人感慨。不得不承认，万德尊具有一定的为文天赋，不仅因物起兴，即景而作，而且很勤奋，手头也很快。

　　万德尊于留日期间，还在《云南》杂志第9号(1907年9月28日)、第10号发表了《壮士行》、《从军》、《满江红·从军》、《中秋月》等诗词。
　　《云南》是1906年在孙中山、黄兴支持下，由滇籍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等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杂志。不过，尚未发现万德尊此际在日参加同盟会的原始文献记载。

　　万德尊毕业之际，也与李根源等一样，担任见习士官半年左右，后于1909年回国效力。据《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载，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日(1909年11月23日)，内阁奉上谕，公布“验放陆军部游学毕业生考列”名单。其中:考列优等者35名，分别著赏给陆军步兵科、工兵科、马兵科、炮兵科举人，均并授副军校(相当于中尉)；考列上等者171名，分别著赏给陆军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马兵科、辎重兵科举人，授协军校(少尉)；考列中等者11名，虽分别著赏给举人，但以“协军校记名补用”。其中，万德尊考列上等，为86名陆军步兵科举人第一名。这一经历，使之以“次等第三级”军官身份跻身于军界。但在《大清宣统政纪·卷二十三》中，却将此次游学毕业生考试漏抄为“万德等八十六名著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万德”实乃万德尊之误。就在内阁公布名单“考列”的同一天，内阁奉上谕，将直隶总督端方革职。而今人在著述中常称万德尊被端方任命为直隶卫队标统(相当于团长)。此说因之值得怀疑。当时，万德尊已升任标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10年7月，在天津出版的《北洋兵事杂志》(北洋陆军教练处主办)创刊号上，载万德尊《杂俎》8篇(均为军事小知识)和诗词《从军行》、《参谋旅行途次感怀》。《北洋兵事杂志》第2期(1910年9月)，又刊其诗《拟王摩诘老将行》。而万德尊在《北洋兵事杂志》第3期(1910年10月)所刊《中国今日舍军事外即不能生存论》一文，具有鲜明的军事救国思想。

　　当时，万德尊已在天津安家。就在万德尊仍在军次沉迷于遣词造句、不断迸发创作激情之际，曹禺出生了。曹禺的生日是1910年9月24日。而曹禺也曾温馨地回忆——他打小就被包裹在浓郁的诗书氛围中。对文字的超强敏感性和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则是万德尊给予曹禺的无形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曹禺早年创作之所以文思泉涌，这也不能不视为其原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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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抄家共抄得428亿人民币118万两黄金

2014-05-17 13:02:09
作者：丁大华

核心提示：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林办”指示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

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席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

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

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像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耀眼”的历史缩影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等材料，并展出了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极力美化。但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这家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当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较高收藏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级大户”。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

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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