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bobova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叢書系列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15



許成鋼

現為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美國寇斯研究所（RCI）理事，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1991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13年獲孫冶芳經濟學獎，2016年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曾任香港大學鍾瀚德經濟學講座教授、「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特聘教授、首爾國立大學「世界級大學」講座教授、倫敦經濟學院副教授；哈佛大學和中國社科院、世界銀行和IMF顧問、亞洲法律經濟學學會（AsLEA）會長、上海交通大學「科斯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首爾經濟學學刊》共同主編、《經濟金融學學刊》共同主編、《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理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審委員會委員等。

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法經濟學、比較制度、發展經濟、轉型經濟學、中國政治經濟。發表論文見諸國際頂級經濟學學術期刊，包括《經濟學文獻期刊》（JEL）、《政治經濟學期刊》（JPE）、《美國經濟學評論》（AER）、《經濟學研究評論》（REStud）、《金融研究評論》（RFS）、《美國法與經濟學評論》（ALER）、《經濟地理期刊》（JEG）、《歐洲經濟學評論》（EER）等。


為何習近平要收緊私企政策，壯大國有經濟？

為何蘇聯東歐各國的共產政權因經濟崩潰而紛紛垮台時，中國仍屹立不搖？

許成鋼透過「制度基因」的架構，解釋中西憲政發展與極權演變的前因與後果。

本書探討中國制度和共產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和演變，並引入「制度基因」這個分析概念，以研究從蘇俄來的制度基因如何與中國帝制的制度基因融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且持久的極權主義政權。制度基因是不斷自我複製並影響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要素，是可以實證識別的。

作者首先分析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在歐洲興起，並在俄國的制度基因基礎上產生出極權主義制度。然後分析中國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著重這些制度基因如何與蘇俄共產國際引入到中國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基因相結合，使中共得以在中國建立極權制。接著討論中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制度變化，分析在蘇俄極權制度基因和中國傳統制度基因的基礎上，如何產生出中國特色的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以及這個制度如何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經濟快速發展，不僅挽救中共，而且使中國成為極權主義超級大國。

中國共產極權制的大發展應當使人們回想起米塞斯近八十年前對遏制極權主義努力失敗的警告。要扭轉這一趨勢，深入理解極權主義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 專家推薦──

為什麼中國會成為一個極權制國家？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之間有何聯繫？是什麼導致了它們的差異？中國共產黨在未來會如何發展？在這本大膽而嚴謹的著作中，許成鋼透過深刻的歷史和經濟分析，對這些問題及更多相關問題提供了極為精彩的答案。
──Eric Maski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校級亞當斯講座教授）

為什麼民主在某些國家蓬勃發展，而在其他國家卻未能如此？許多人曾預期中國的迅速崛起會導致其擁抱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許成鋼在這本發人深省的書中提出，原因在於他稱之為「制度基因」的根本因素，例如中國的帝國傳統和對個人自由和產權的限制。透過與最偉大思想家的對話，許應用制度基因的框架解釋了民主在西方的發展及其在俄羅斯的失敗。可以說，這些問題是當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任何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本書是必讀之作。
──Oliver Hart（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校級蓋瑟講座教授）

我們常聽到人們談論中國的創新能力、其國家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或其現代化。然而，這本發人深省的書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通過歷史分析、制度分析和經濟分析，本書論證了儘管有鄧小平發動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依然是極權主義的。許成鋼認為，共產統治不僅改變了制度，而且以高度持久的方式改變了文化的許多重要方面；不理解中國的「極權制度基因」就無法理解其今天的體系。這些基因塑造了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和共產黨統治。任何對中國及其正在形成的複雜世界秩序感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是必讀之作。
──Daron Acemoglu（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院級講座教授）

許成鋼以鋒利的視角剖析了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和制度基因。他提供了對當代中國的治理如何從其帝制和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源中發展而來的全新理解。這部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的傑作將立即成為任何關心中國政治體制的人必讀的權威著作。憲政自由在中國是否有機會？本書應成為關心此問題的人的必讀之作。
——Darrell Duffie（史丹佛大學管理兼金融學亞當斯傑出講座教授）

許成鋼，這位曾撰寫關於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制度基礎的經典論文的著名經濟學家，如今為我們帶來了關於中國「區域治理極權主義」制度根源的權威分析。透過對歷史和俄國革命影響的分析，許成鋼精彩地解釋了中國在二十世紀未能實現憲政的原因。中國千年的帝制比絕對君主制更加專制，這幫助了布爾什維克制度移植和融合到中國，並創造了中國獨特的極權主義形式。這是一部深刻且極富思想性的著作，對於理解當代中國至關重要。
──Gerard Roland（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兼政治學摩里斯·考克斯傑出講座教授）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不是鯨魚，而是一種名叫「奧氏蜜環菌」的巨大且鮮為人知的地下真菌。同樣，正如許成鋼在這本令人震驚且重要的書中所展示的那樣，最大的政治有機體是共產極權制，其「制度基因」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重複出現，但總是具有關鍵作用。華麗的詞藻掩蓋了無情的暴力，人類被降級為被支配的俘虜；享有自主權的不是人，而是這個系統。然而，許成鋼並非一個滿懷幻想的陰謀論者。出身於該系統並曾受教於哈佛的他，為所述觀點提供了冷靜的分析。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

許教授提出制度基因之概念，向上追溯中華帝制之制度基因，詳細審視科舉與儒教之影響，並舉以與沙俄及布爾什維克之極權主義相比較，清楚詮釋了中共治下中國經濟改革之成功與局限。
──明居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序言及謝辭
圖版目次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概要
　　第二節　制度大分流
　　第三節　中國的制度演變
　　第四節　當代中國制度
　　第五節　區管式極權制的制度基因之淵源
　　第六節　制度基因：從帝制到共產極權制度
　　第七節　從制度基因看臺灣及蘇俄的制度變化
第二章　制度與制度基因：方法論概要
　　第一節　制度的要素
　　第二節　制度基因：自我複製並且決定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成分
第三章　產權作為制度基因
　　第一節　產權的概念：最終控制權與權利束
　　第二節　私有產權作為制度基因
　　第三節　中國的傳統法律制度：統治工具
　　第四節　中華帝制的產權與主權
第四章　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及其產生與演變
　　第一節　中華帝國制度的基本特徵：三位一體結構的制度基因
　　第二節　中國帝制的起源
　　第三節　帝制的演變與完善
　　第四節　中國帝制與憲政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第五章　科舉制度和儒教：人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
　　第一節　儒教－科舉制與基督教－教會的對比
　　第二節　儒教－科舉制的產生及演變
　　第三節　儒教－科舉制演變為成熟的制度基因
　　第四節　基督教－教會作為制度基因
第六章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
　　第一節　源於基督教：明斯特極權主義政權
　　第二節　世俗共產極權主義的誕生
　　第三節　巴貝夫共產主義的起源：法國啟蒙運動
　　第四節　馬克思主義：共產極權主義
第七章　極權制的制度基因：沙俄帝國
　　第一節　中俄帝制的相似之處
　　第二節　俄羅斯制度基因的起源：蒙古統治下的羅斯地區
　　第三節　俄羅斯制度基因的起源：東正教和拜占庭帝國的影響
　　第四節　沙俄帝制為共產極權制提供的制度基因
　　第五節　沙俄帝制制度基因的產物
第八章　布爾什維克極權主義的誕生
　　第一節　極權主義黨：布爾什維克
　　第二節　極權黨奪取政權的制度條件
　　第三節　建立完整的極權主義制度
第九章　晚清憲政改革與共和革命的失敗
　　第一節　名存實亡的憲政改革：戊戌變法
　　第二節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陰影
　　第三節　從憲政改革到帝國崩潰
　　第四節　共和革命（民國革命）的失敗（1911-1916）
　　第五節　革命黨：秘密社會的制度基因
第十章　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立
　　第一節　共產革命的「耶穌會」：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滲透
　　第二節　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第三節　秘密組織：建立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制度基因
　　第四節　恐怖統治與極權領袖的崛起
第十一章　建立共產極權主義政權：從中華蘇維埃到人民共和國
　　第一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
　　第二節　動員與統治：土地改革與鎮壓反革命
　　第三節　從區管式的極權制到全面集權的極權制
　　第四節　全盤蘇化：成熟的經典極權制建立
第十二章　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
　　第一節　反右運動：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
　　第二節　大躍進：朝區管式極權制推動的第一波浪潮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區管式極權制的鞏固與強化
　　第四節　根深蒂固的區管式極權制與理想的破滅
第十三章　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衰：後毛時代的改革及其終結
　　第一節　為極權制的生存而進行的改革
　　第二節　經濟改革：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
　　第三節　走向分權式威權制
　　第四節　極權主義黨的權力繼承問題
　　第五節　伴隨經濟改革的制度基因的演變及反演變的鬥爭
　　第六節　極權統治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第七節　小結
第十四章　結論
　　第一節　對全人類的巨大挑戰：理解共產極權主義
　　第二節　制度基因和制度演變的概要
　　第三節　對極權主義制度的實證分析
　　第四節　文獻對比
　　第五節　臺灣的制度基因及制度轉型
　　第六節　蘇聯中東歐共產極權國家的制度轉型以及制度基因的作用
　　第七節　關於制度基因概念的結束語

附錄：專有名詞繁簡中文對照表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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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郭迪


  序言及谢辞


  本书从制度基因的角度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并侧重于分析中国制度。当代中国制度是人类歷史上最庞大、最持久，而且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的极权主义政权。要认识这个制度，离不开对中华帝国遗留的和苏俄传播来的权力－产权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的探寻。而共产极权制本身是集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于一体的制度，对其进行分析必须跨越多个学术领域，是极大的挑战。我提出「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希望藉此能帮助克服分析的困难。

  本书以歷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s）的方式讨论制度基因的产生和演变。本书提出的制度基因和激励相容的制度演变的理论框架，深受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我既非史学家，也非政治学家或法学家。我预计很多学者会在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可能会有不少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方面，对本书的尝试持保留态度。

  即便如此，如果本书能引起人们对共产极权主义的广泛关注，引起人们对制度基因作为方法论的辩论甚至进一步探索，我就已经感到非常欣慰。对于本书似乎不自量力而涉猎广泛的冒险，我只能很谦卑地向读者解释，这是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决定的。研究和认识制度起源和演变这类问题，必须突破对歷史分期、地域和领域的学术常规分界。

  本书汇集我几十年来对共产极权主义本质的研究和思考。我对共产党政权统治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好奇始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的父母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他们在反右期间遭到残酷整肃，但仍然教育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直到文革初期，我都坚信共产主义。文革爆发时我初中二年级，那时观察到的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宣传与残酷现实之间的鲜明矛盾使我感到极度震惊和困惑。共产主义理论将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无阶级的人间乐园；但现实中，共产党政权内却制造出制度化的特权社会群体。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称中国在朝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又一直在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岂不是意味着永远不可能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在共产极权制下，严禁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任何质疑或非官方研究。尽管当时对中国共产制度的质疑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我仍然因此被关押一年多，随后被强制劳动五年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以重启对上述问题的探索。

  我个人的亲身经歷和观察是探讨本书提出的问题的基础和动力，但仅凭这些并不足以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接受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训练及其后的学术生涯让我受益匪浅。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马斯金（Eric Maskin）的机制设计理论、哈特（Oliver Hart）的产权理论，以及诺斯（Douglass North）的路径依赖理论都对我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也贯穿全书。

  我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工作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试图分析极权主义政权内的权力结构。我从当时的导师科尔奈和马斯－科赖尔（Andreu Mas-Colell）那里获益良多。虽然由于我对当时使用的合作博弈论方法和模型的预测能力不满意而最终放弃该项目，但那只是暂时推迟了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研究。

  马斯金讲授的机制设计理论（包括信息[1]和激励机制问题）在我思考制度及其演变，尤其是极权制下的制度演变方面，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后来，我将博士论文的重点转向分析为什么计划经济阻碍突破性创新，指导教授是马斯金和科尔奈。这项工作虽未直接讨论极权制度的政治权力，但从创新和长期增长的角度论证了共产极权制的部分重要性质。此后与马斯金的合作以及与他无数的深入讨论，使我有机会加深理解机制设计理论的精髓。

  科尔奈对共产极权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我探索共产极权制度的歷程至关重要。1989 年5至6月期间，我与他频繁交流对天安门广场正在发生的学生运动的看法。他将这场最后转变为全国性的公民运动与三十多年前被镇压的匈牙利革命对比，纠正我那时对共产党仍然天真的认识。1990 年代，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期间，科尔奈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就中国改革问题发表演讲。他在评论中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深表怀疑，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让出绝对权力，不可能从一党制渐进改革成多党制。2009 年联合国大学纪念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的国际会议上，我在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制度特点是向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并依此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机制和存在的问题。科尔奈在回应中再次强调中共政权坚韧的极权主义本质及其对中国长期发展轨迹的潜在影响。后来，该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文献评论》上的版本[2]反映出针对他的意见所做的修改，这些观点也反映在本书相关章节。

  我必须对我的长期合作者马斯金、皮斯托尔（Katharina Pistor）、钱颖一和罗兰（Gerard Roland）表示特别感谢。本书一些观点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在二十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十几年合作所进行的讨论有关，或受到其启发。最长期的合作者是钱颖一。从博士论文到我早期的很多研究工作都是与他合作的。过去那些有关中国制度的讨论对形成本书的想法有重要影响。另外，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一些观点，来自与博尔顿（Patrick Bolton）和哈特的许多讨论而产生的灵感。我衷心感谢他们在过去的合作和讨论中给予我的启发和持久的友谊。当然，本书所表达的见解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任何潜在的错误或争议均由我负责。

  我还要特别感谢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的慷慨资助和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感谢该中心的负责人罗斯高（Scott Rozelle）和李洪斌对这个工作的长期支持。另外，我也衷心感谢2019年史丹佛大学的谢森中纪念讲座（Dr. Sam-Chung Hsieh Memorial Lecture）和SCCEI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举办的系列讲座，以及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组织的系列讲座和研讨会。这些活动为我提供了系统性阐述本书观点的平台，也为我提供了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分享观点的宝贵机会。所有富有见地的听众和读者提供的回馈意见，都对本书的完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马德斌邀请我为《剑桥中国经济史》撰写一章，让我有机会提前阐述本书核心观点，从而为改进本书及时获得接受回馈意见的机会。在此特别向他致谢。

  本书的完成也得益于众多其他机构的支持。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有幸前后在香港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和史丹佛大学任职，这些机构的支持和协助对这项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部分章节曾作为教学内容在这些学府中讨论，在此衷心感谢我在这些机构中的同事和学生，感谢他们提供的宝贵回馈、支持和帮助。此外，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在首尔国立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香港中文大学、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授课或访问。这些机构不仅对我提供了热情接待和工作上的支援，还给了我将本书部分内容用于教学或学术讨论的机会。所有这些机构的同事和学生提供的深刻见解和珍贵的回馈都对本书的最终完成贡献良多。我在此向所有这些机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此外，在形成此书的过程中，我在全球各地就相关内容做过许多演讲。我要感谢参加这些演讲的与会者，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和问题。其中包括比较经济研究协会（ACE-ACEA）年会、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以色列中央银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Berkeley）及圣地牙哥分校（UC-SD）、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中国经济学家协会（CE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哈佛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中国经济学会（JACEM）年会、日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法国人类科学之家基金会（FMSH）、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科斯研究所（RCI）（特拉维夫和华沙研讨会）、史丹佛大学、首尔国立大学（SNU）、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北京清华大学、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世界跨学科机构研究网路（WINIR）会议，以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政治大学等。

  本书写作过程中，一些同事和朋友慷慨地花费大量时间阅读部分或全部书稿，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和中肯建议对本书的改进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在此，我必须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亚歷山德菈．本汉姆（Alexandra Benham）、李．本汉姆（Lee Benham）、伯南斯坦（Michael Bernstam）、博尔顿（Patrick Bolton）、达菲（Darrell Duffie）、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葛兆光、葛列格里（Paul Gregory）、哈特、林培瑞（Perry Link）、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马斯金、迈尔森（Roger Myerson）、裴敏欣、罗兰（Gerard Roland）、魏昂德（Andrew Walder）、王裕华、吴国光和杨宇凡（David Yang）。他们的意见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当然，所有书中遗留的错误都必须由我个人负责。

  十几年的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和同事以各种方式对我提出慷慨的帮助。他们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支持或启发，或纠正我的错误、提供文献线索，这些都大大丰富本书的内容。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一位贡献者的名字，但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安德森（Ron Anderson）、青木昌彦、白英、亚歷山德菈．本汉姆、李．本汉姆、伯科威茨（Daniel Berkowitz）、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博尔顿、蔡霞、陈添枝、陈小平、陈志武、朱万文、戴博（Robert Daly）、丁可、唐纳德（David Donald）、戴蒙德（Larry Diamond）、埃尔兹（Simon Ertz）、方汉明、格雷夫（Avner Grief）、高登（Roger Gordon）、郭研、哈特、何迪、何治国、赫斯特（Nancy Hearst）、谢昌泰（Chang-Tai Hsieh）、黄朝熙、黄亚生、贾瑞雪、克拉兹奈（Marton Krasznai）、龚启圣（James Kung）、李洪斌、李飞飞、李维佳、林毓生、林宗弘、马德斌、麦克劳德（Scott MacLeod）、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墨菲（Kenneth Murphy）、迈尔森（Roger Myerson）、诺顿（Barry Naughton）、诺斯、裴敏欣、尤锐（Yuri Pines）、乔什彤、钱颖一、秦晓、罗兰（Gerard Roland）、罗什塔（Miklos Rosta）、罗斯高（Scott Rozelle）、雪丽（Mary Shirley）、谢淑丽（Susan Shirk）、斯宾塞（Michael Spence）、宋铮、索罗斯（Georg Soros）、谭安（Glenn Tiffert）、陶逸骏、王爱和、王一江、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王国斌（Roy Bin Wong）、吴国光、吴敬琏、谢阳、熊炜、徐国琦、徐轶青、杨宇凡（David Yang）、叶国俊、杨瑞辉（Leslie Young）、余茂春（Miles Yu）、袁莉、周航、周雪光、张伦、张树新、张仁则、赵相科、邹恒甫和崔大伟（David Zweig）。我还要特别感谢许多中国同事和朋友，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此提及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默默支持对我完成本书至关重要。

  我需要在此解释一下本书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两个版本是分别独立撰写的，都是原创，而非从另一种语言翻译而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表述的准确性和清晰度，避免翻译可能带来的失真。研究过程中，取决于内容，最初起草的各课题原稿有些用英文，有些用中文。整合全书初稿时，我首先将这些中英文原始片段统一表述成中文。将中文初稿翻译成英文初稿后，透过大量修改和重写形成英文版的最终稿。这些修改和重写包括实质内容而不限于文字。最后，我再参照英文终稿版本对中文初稿进行修改和部分重写，形成中文版的最终稿。在两个版本的撰写过程中，在追求清晰、准确的同时，我尽可能保持两个版本内容的一致性，但不刻意追求两种语言表述的完全相同。例如，某些在中文语境中常见的表达，在英文中可能会显得复杂或容易引起误解。在有限篇幅内，英文版在不影响主要内容的前提下，对这类表述进行适当的简化。反之亦然。

  在编辑最初手稿的关键部分，研究助理黄磊和尹西明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文献和后期编辑方面，同事史颖波给予我很多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和台大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编委，尤其是中文版的编辑蔡旻峻，是他们异乎寻常的努力和支持，才使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的中文出版都面临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台湾出版界的努力对于在中文世界里保持思想交流和记录歷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本书写作离不开与我的父母──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者许良英和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王来棣的大量讨论以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他们毕生对真理的探求对我影响至深。本书构思之际，恰逢他们合着《民主的歷史》（原为《民主的理论》）之时。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他们去世前的十多年间，我与他们就民主、宪政、极权等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史实，以及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过无数次深入讨论。我们还讨论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共产党人对自己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以及中国的改革和与改革有关的问题。在那些年里，每次踏进他们在中关村拥挤凌乱的公寓，于我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尽管他们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知识，但由于年事已高，未能完成自己的着作。我认为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他们学术努力的延续。我也要在此特别感谢过去三十多年里与吴敬琏教授的许多讨论，帮助我加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深爱的妻子郭迪，她在我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灵感之源。她给予我的无条件的爱、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支持，是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坚实基础。她不仅是我深深钟爱的伴侣，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是我最亲密的同事和灵魂知己，同时也是对我学术研究最敏锐的批评者。本书每个观点在付诸笔端之前，她都是最初的聆听者，她也是每一章节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在长达十几年的创作过程中，本书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期间，我们亲眼见证了曾经蓬勃发展的中国私有企业和公民社会在极权控制下的日渐式微，亲身经歷了香港由一座繁荣富足的自由港湾到警察之城的蜕变，也曾在他乡遥望身处疫情封城无望的同胞而倍感无奈愤怒。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不仅能丰富学术界对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认识，更能为中国同胞走向自由之路贡献绵薄之力。

FlyingDutchman

结合《极权主义的起源》一起读很受启发。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作者        汉娜·鄂兰

神龙摆尾

在澳洲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纸质版）？？

bobova

神龙摆尾 发表于 2025-1-19 13:24
在澳洲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纸质版）？？

纸质版早已经脱销， amazon上有电子版

神龙摆尾

bobova 发表于 2025-1-19 16:00
纸质版早已经脱销， amazon上有电子版

可不是嘛，连ebay上都没人高价转让，简直了！！！ 哈哈哈

samuelwh

感谢分享

paulaxing

的确好书

神龙摆尾

如果有网友知道澳洲境内哪家书店有卖的，麻烦留个言告知，多谢

虞宅与美丽

确实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看完的同学可以来分享一下读后感

zhongbingo

看过，觉得一般。有点为了结论找理由。 苏联制度再差，也让一个社会从农奴到第二强国，中国也一样